吴芝圃，男，1906年3月生，河南杞县人。

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相当于大学文化。

1926年秋起任中共河南杞县地方执委会民运部部长。

1927年1月起任中共杞县地方执委会书记，3月起任豫东农民自卫军主任、豫东别动队司令员兼党代表。6月起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

1929年起任中共河南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930年4月起任中共河南考城县委书记。1937年4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员。

1937年9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

1938年4月－5月兼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7月起任豫东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前敌委员会书记，10月起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3月起任中共豫皖苏省委副书记，8月起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9月起兼任豫皖苏边区党校校长。

1940年6月起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政委。9月起任八路军第4纵队6旅政委。

1940年秋起任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参议长。

1941年1月起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5月起任皖东北区党委委员。8月起任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

1942年9月－1945年任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11月起）。

1944年11月起任中共淮北苏皖边区第2（路西）地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0月起任华中分局委员、华中8地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委。

1946年12月起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

1947年11月起任豫皖苏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194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11月起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开封市市长、开封市警备司令部政委。

1949年3月起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5月－1955年2月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2月－1962年7月任河南省省长。

1950年11月－1952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1副书记。

1952年11月－1958年8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

1958年8月－1961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1书记。

1961年7月－1962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曾兼任河南省军区政委）。

1959年1月－1962年7月兼任河南省政协主席。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1954年1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60年10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算。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

1967年10月19日死于广州。

吴芝圃，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

吴芝圃升任河南“一把手”还仅三个月，正踌躇满志着，而更让他感到有“衣锦”之荣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县。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诸侯国时这里曾被封给姒姓为杞国。关于杞国，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芝圃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自此，以吴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吴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实际上，河南省委内斗争由来已久，50年代初，潘、吴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秋天吴芝圃的胜出，在政治上为他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2，909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亿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米，到2000年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1958年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平心而论，河南农村出现新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热潮、地方和农村工业发展、登封县农业大学的出现，都促使上下思考这个问题。激进的共产党人致力找寻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芝圃是省委里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后来概括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

1958年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山查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吴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8月13日省委汇报已完成计划的52.42%。新乡地区的修武一县一社，有农户29，193户。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商邱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铛响」。种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山查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刘少奇曾经回忆，1958年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与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谈了十来分钟，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吴的热情很高，说大社都有了，只是还不叫公社。得到中央领导的理论点拨，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信阳地区小麦「高产卫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热潮奉献的第一件礼物。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1958年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

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针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吴芝圃为北戴河会议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素材。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山查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就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士手中。1958年9月1日、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1958年是吴最行时的一年，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他在修武实验，以县为单位搞全民所有制，农村牲口饲养室点灯用油都需到县里去领。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称「家务劳动社会化」。人们在惶惑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吴芝圃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 月 27 日，刘少奇证实：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会上，让光荣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7-9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芝圃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1958年10月19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吴回顾了河南跃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在生造的思辩气氛下，大跃进的观念被吴芝圃升华到思想领域，他庸俗地认为，精神的解放转化为经济的跃进；而以高指针、高速度标志的经济大跃进实践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跃进。吴芝圃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他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学校3.5万所，「已有」高等学校71所。

12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并作出《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1959年8-9月，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后，吴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下去一批干部，从而浮夸也走到极端。1959年麦收前，吴用半个月跑了32个县，一路叫下面虚报产量；回到郑州发表长篇讲话，确定夏征任务，结果许多地方粮库透底。吴在1961年1月的检讨中承认：「不但没有接受1959年的教训把浮夸风压下去，而且在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以后，浮夸风又变本加厉了。」当时，吴把荒年吹成丰年，估产粮食200亿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产、生活，以及粮食征购和基本建设，维持跃进假象。

伴随1958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基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到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120万（其中40%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中共称为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山查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即大功告成。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每个农民10元，就会是四亿多；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万人炼铁百日，就将耗去1.2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1959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1958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70%，农民只分30%，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吴在1961年1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统计：「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从反右倾斗争不断深化来看，可以想见吴芝圃一直面对着阻力。1958年，因为与农民的关系 紧张，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有意见，省委干部也有微词。一次会上，吴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计划，同僚和者甚寡，仅毛泽东冷清清地鼓掌。但在不久之后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一度态度变化，希望调整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不识时务，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料，多次赞赏他的毛泽东也不满起来，毛在郑州会议上对吴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会后，一行路经遂平、信阳到武汉，毛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在武昌会议上，毛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毛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但吴芝圃显然无法理解毛的纵横捭阖，他跟不上领袖的变化节奏。

1959年4月，河南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针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针依然高不可攀，结果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维护大跃进这色彩斑烂的气球。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至顶点。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秋后的反右倾沉重打击这些苗头，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1960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信阳地委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72.58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与此同时，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1960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4月15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黄泛区、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据凯恩（Penny Kane）统计，1952-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10月发出调整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1960年，河南仅仅调入9，200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力，1960年粮食产量跌至177.38亿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岁。

在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为他定性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大量人口（官方数据150万）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例如见徐明写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及其他。

吴芝圃任河南书记期间对河南造成重大伤害，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致使河南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教育方面，将重点大学河南大学部分科系拆分外省，对河南教育造成的创伤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