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对一些榆林人而言，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在近两年几乎全部归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2012年对榆林人来说是划时代的，经济出现危机。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信用体系从此崩溃，恐怕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了。”榆林当地一家银行支行高管从另一个角度为《第一财经日报》揭示民间债务危机的深刻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经济上行期间，个人、企业、民间金融机构、银行都曾从“繁荣”的民间借贷中分得一杯羹，并将债务雪球滚得越来越大。而时至今日，榆林民间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中，信用体系重建道阻且长。

“金字塔式”民间借贷

“1994年的时候，神木县大柳塔镇开始有国营煤矿。那时候开矿非常简单，审批手续都很方便，民营开矿价格也便宜。神木县下辖乡镇几乎都在开矿，但一直是亏本经营。”神木县律师郭湘（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入股1万元，到2008年就能分红上千万，而入股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对回报没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离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起步稍晚，2002年前后煤矿经营情况好转，2008年至2011年成为巅峰时期。

随着煤矿开始巨额分红，民间借贷也繁荣起来。起初的民间借贷特点鲜明，首先是手续极其简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口头承诺，用款方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出借人把钱打到账上。借款也是以亲友帮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报。

有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村中一名邻居的亲戚先前跟那邻居借了1万元，结果分红分到200万元。“表面上是分红或者利息，但在当时的本意其实是一种感谢。”

由于此类案例较多，借钱出去，获得高额回报，逐步形成了民间借贷的雏形，民间资金也逐渐有了市场价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渐地，民间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有钱人也从刚开始开矿的煤老板、入股获得分红的投资人，扩展到炒矿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贷放款人。借款的范围也从亲戚朋友开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扩展，手续上开始打借条、请担保人，“金字塔”式的无限层借贷关系开始出现。

“全民典当，全民借贷。纺织品店、粮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后面就‘开条子’。”郭湘说，有经营场所的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也曾出现过。一名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许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矿赚到第一桶金。也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非正式典当行包括粮油店等就出现了，有办公地点的典当行也开始经营。

“那时候有很多妇女出去搞钱，融钱都是熟人介绍，知道有资产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该中层管理人士称，典当行一般给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后来给到5分，现在典当行几乎都关门了。

西安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谨慎一些，会做市场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债务人还款出现问题，抵押资产拍卖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后来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躲过要不回账的结局。

“小贷公司放款时收的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付给资金来源方的资金成本，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贷公司收取的管理费，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资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参与过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西安的房产跟榆林不同，就算价格有波动，房子价格也相对维持高位，拍卖一般可以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