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摘要]华国锋、胡耀邦等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屏;粉碎“四人帮”,为刘少奇平反,回顾文革重创,恢复高考的重重障碍,知青问题,逃港青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深入。
伟人辞世之后,有血有肉的形象就渐渐坍缩成一个符号。这是他们的宿命。
音像难以留存的年代,这个过程是迅速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一旦同时代的人谢幕退场,毁誉即全盘操于史家之手,真相常被现实需求遮蔽。
今天,技术的进步使得历史人物即使离去,音容笑貌依然可见,可闻,可知,可感。符号化的过程大大减慢。人们想起邓小平,眼前还是会出现天安门广场上那条热情洋溢的横幅,回想起德国领导人向邓小平请教长寿窍门时他的笑谈:“我一向乐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当然,任何回忆都可能被指失真与刻意。不过,即使记忆失于片面,也应胜过彻底遗忘;即使所有的传播都要先通过时代的筛子,也总好过一片静默。人们看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评说昔日那些风云人物,既是对历史的追忆,也是对现实的观照——看看这个时代的筛子究竟是哪一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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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化妆情景
前前后后创作了5年之久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一登陆央视,就获得同时段全国第一的收视排名,每天有超过6000万人次收看。9月3日,该剧登陆东方卫视,继续创造收视热潮。
红色主旋律电视剧何以赢得大量观众的追看?在导演吴子牛看来,是因为该剧在拍摄伊始就定下了基调:第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色主旋律,而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第二,绝对不能把邓小平拍成“雕像”。总编剧龙平平更是把“引起社会关注”作为创作的重要导向,言称:“如果中国人对这部剧反应淡漠的话,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没本事,没写好,二是我们社会出问题了。”
哪些人群最关注《邓小平》?一部分当然是时代的同龄人,剧中的8年(1976-1984)也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另一部分,是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却能意识到那些旧时旧事都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的人。如龙平平所言:“如果不是邓小平,你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轨迹。”
追昔,不只是缅怀,更是为了抚今。
打破了哪些禁区?
《邓小平》播出后,引起的第一波巨大反响,与“打破禁区”、“脱敏”不无关系。有媒体指出:“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亦盛传,该剧仅仅是送给各级领导审查的光盘,就超过了1万张。
导演吴子牛给《新民周刊》解释了“1万张光盘”的去处:“48集电视剧有48张碟,由于内容特殊,这部剧走的审查流程要比一般的多,比如涉及外交的部分要送到外交部,涉及港澳台的部分要送到港澳办、台办,其他还有党史研究室、重大办、中宣部、广电总局……”一圈兜下来,再乘以48,送出去的碟数就比较惊人了。
不过,按照龙平平的说法,“从中央,到各个审查部门,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出过难题,对我们只有支持,没有任何的责难。”观众对“禁区”猎奇式的探望,让龙平平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什么叫‘脱敏’?哪里来的‘禁区’?我在编剧的时候没有人通知我哪个能写哪个不能写。”但他同时也承认:“我干了这么多年,知道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诚如龙平平所言:“敏感不敏感,关键看立场和分寸。”而《邓小平》选择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担任总编剧,已经确保了剧本应该具备的分寸感和尺度。吴子牛说他在接到剧本的时候很兴奋:“这次有中央文献专家指导,创作可以比较自由。”经过重重审查、推敲,最终交到他手里的剧本,“还能够这么写,是很大的进步”。
所谓“还能够这么写”,也就是后来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解禁”——华国锋、胡耀邦、汪东兴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屏,而且与许多重要情节相关,并非一闪而过;粉碎“四人帮”,高层政治斗争,为刘少奇平反,回顾“文革”重创,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高考的重重障碍,知青问题,逃港青年,重新打开改革局面的千难万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深入。
而《邓小平》能够在今时今日打破所谓的禁区,在吴子牛看来,是“时代在变化,政治在进步”的结果。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禁区一说越来越名不副实。
不过,拿捏尺度和分寸,对编、导同样是考验。50多位有名有姓的国家领导人,如何摆好他们的位置和关系,是龙平平面临的最大难题。原来的剧本里有一段写到,周总理病重时,叶剑英去看他,总理对叶说,你要保护好邓小平。“确实历史上有这一段,不过后来没拍成,但是跟审查一点关系没有。”龙平平说,“还有一段,是写小平同志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毛主席游泳,后来也没拍成,主要是因为拍毛主席光着身子,形象未必好。”
在表现抓捕“四人帮”场面时,吴子牛也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手法,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用四把被搬到一旁受冷落的空椅子,辅以华国锋的话和广播电台的播报,来代表“四人帮”被粉碎。
但龙平平并不认为电视剧只选取1976-1984年的8年历史,是为了回避什么。“主要是48集的片长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小平的一生拿出来事无巨细地说。一开始我们打算从毛主席逝世开始第一场戏,结果写了两集还没写到小平,因为他当时失去人身自由在家里呆着。于是就改成从毛主席逝世的第27天开始说起。而到1984年结尾,是因为1984年我们经历了改革,真的是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国,所有人都从中获益,一群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小平,您好!’,我觉得非常感动。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1980年之后离我们非常近,当代人写当代事,难免不够客观,也众口难调。”
如何大胆虚构情节?
除了创作尺度,《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以往反映邓小平生平的影像作品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它是电视剧,而以往更多的是专题片。
作为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从事文献研究已近30年,著作等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影视:“1993年的时候开始做电视文献片,1997年1月1日播出,那时候邓小平还在世。”从那以后,龙平平陆续创作了多部以邓小平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包括2003年公映的电影《邓小平》和2012年的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自信一点说,我不是外行。”
正因为对影视剧的多次介入,让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引起社会关注的话,这样的电视剧没有必要去做。这首先是一部电视剧,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纪录片,一定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面;但同时因为名字叫《邓小平》,所以也必须客观展现这段历史。”最终,剧组将原则定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播出后,《邓小平》在收视飘红之余,也遇到了一些指摘,比如有观众认为邓小平在获悉“四人帮”被粉碎后对卓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并非剧中所说的“我还可以干20年”。龙平平解释说,这是剧情需要:“有人说篡改历史,我觉得莫名其妙,这算历史吗?并不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电视剧就是要找出最能反映他心理的话。”
外媒也提出过一些疑问:“外媒说,你编剧胡说八道,华国锋没有说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决策,你硬把这个话加到华国锋头上。我也莫名其妙。第一这话不是我编的,有史实根据,华国锋那个时候经常说这句话。第二华国锋说这句话是合情合理的,他那个时候必须这么说,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就要面对很多人的责难,这是一种策略。但至于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做出这个决策,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为了把历史情节化、戏剧化,龙平平作了许多努力。有一出戏讲到邓小平赴广东龙岭公社考察,在养鸭子的施大嫂家,看到偌大的院子只养了3只鸭子。大嫂说,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问她想不想养第4只鸭子,大娘摇头说不敢。但邓发现大嫂准备的饲料是十几只鸭子的食量,果然在后院小屋发现了更多的鸭子,但嘴巴全都被绑了起来……龙平平说,这出戏的依据就是邓小平议论过很多次的思想僵化,“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本来是在会议上的议论,但是如果我仍然把它放在会议场面拍,就太不形象了。要都那样的话,48集里至少有一半在开会啊!”龙平平笑说,“现在也已经有很多是在开会啦。”
怎么把“开会”拍得人民喜闻乐见,对吴子牛来说也是一大课题。用他的话说,“动用了以往所有的拍摄经验,尽了一切努力”。“拿全国科教座谈会来说,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主动请缨分管科教,请李国豪、苏步青这样“文革”中幸存的顶级教授出山工作。会议说话肯定是枯燥的,所以我们要分析层次——科学家进门,先是沉默,不肯落座,一直到声泪俱下,主动控诉,要拍出节奏。再有是抓细节——苏步青的笔记本、十八罗汉名单,王大珩教授那只经历过监狱的手,伤痕累累……到后来学者纷纷流泪,觉得邓小平了不起,特别知道中国当时最需要什么,没有科技就没有生产力……我们一定要让会议在场人员先感动,打动他们,就能打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怎么创作人而不是雕塑?
对龙平平来说,编剧的最大难度还不是如何情节化,而是——从何下手?掌握大量邓小平生平史料,只是创作邓小平荧屏形象的基石,伟人的形象要如何才能立得起来?
最终,主创在“小人物”上找到了突破口。
吴子牛说:“从前拍领袖,都是仰视讴歌,各种歌颂,各种高大全。为什么感觉离观众总是十万八千里,就像在看冰凉的雕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注重写人民。如果写不出时代的变化、每个人的变化,邓小平的形象很孤立。所以我们特别在意小人物的命运变化,每个出镜人物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命运。”
“田源”和“夏建国”就是两个典型的“小人物”,龙平平对于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颇为得意,田源的“高考作文”桥段,甚至就是龙平平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碰到的那个:《从‘攻书莫畏难’说起》。‘‘攻书莫畏难’是叶剑英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年刚恢复高考,我们复习也没什么书可以看,写什么呢?似懂非懂,于是就写‘我要做个小司马迁’,写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的经历……那年我也没考上,次年才录取,而且不让查分,这段不让查分的经历也写进了剧里。”
“很多人觉得田源这样纯粹的理想主义不可信,但我们当时确实是这样的。”龙平平说,“因为‘文革’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但是又很不服气,所以抓紧一切机会。我收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天,高兴得一下子凭空翻了两个跟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所以我评价邓小平的时候会用薄一波的话说‘千古一人,一人千古’,整个国家、世界的命运都是与他有关的。”
作为导演,吴子牛也借《邓小平》回顾了自己的生活,“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快24岁了,和片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忧心忡忡,对现实强烈不满,经过四人帮的残害,中国快要走到末路,而我们空有一番热情无以报国,直到恢复高考、知青返城……这部剧里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与我本人的生命轨迹重合。”
他最担心的创作失败,并不是政治上的失误,而是没能获得观众共鸣。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路引发收视热潮,吴子牛说,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