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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谈赵紫阳：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形成系统概念后，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军舰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而他，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他没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而赵紫阳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1962年，我刚到他那里没两天，就跟他下乡，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处理一些文件，就又下乡去了。很少时间呆在广州。如在广州，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开会，直至深夜十二点。即使决定星期一开会，这个星期天也要下去。时间不允许他走远，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县委、大沥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来。佛山地区是主要产粮区，我们去得最多，潮汕地区是粮食亩产高产区，也去得不少。有人说，赵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称为只是“存在于户口本上的人”。
　　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现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哪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
　　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他们眼里，赵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
　　毛泽东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化名赵明，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那是土改时分给他们的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鱼、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没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没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主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会感到威胁。”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主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来，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来，这样是没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来，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你们清的账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提出了账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吴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编注）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
　　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吴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吴才添夫妇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讲话（书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其中记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什么会议忘记了）讲到了此事：说赵完全按老贫农的意见搞“四清”，还说那位老贫农家里养了只狗，原打算杀吃，后来因为有上面的干部（赵当时化名，群众不知是赵紫阳。看来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决定不杀，继续看门。因赵当时是大走资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说的是谁，而我一看即知。这些材料是编造不出来的，再则当时也无人敢编造毛的讲话，我觉得可信。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吴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2000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向我动情地述说当地人描述赵当年如何下令保护了九寨沟。九寨沟能有今天，他们很感激赵。当我听到这些，总是会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会永远不忘。
　　推行联产责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当时，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鱼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个小缩影，面对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
　　李一哲大字报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两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竟有的买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鱼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鱼。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鱼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别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鱼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赵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映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带来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1983年增至122万担；鸡：1980年260万只，1983年697万只；水果：1979年109万担，1983年213万担。
　　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有关价格改革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像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没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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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商致富要做好“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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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第一线，做到国外情、国内情、产区情心里有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蒜商碰头，交流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总结当蒜商的30多年】

　　这30多年，总结起来就是，80年代“拼”，拼命干；90年代“醒”，如梦初醒；2000年代“警”，警惕骄傲；2010世纪“新”，不断创新。

【蒜商“吃透两头”、“两头一致”的说法】
蒜商做大蒜生意有“吃透两头”、“两头一致”的说法。“既吃透国内外市场怎样调整，又吃透产地工作实际；

既一头与市场保持一致，又一头与产地保持一致”，“不管大蒜风云如何变幻，国内外市场怎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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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家，何来小家，没有大蒜价格网信息在背后积极地扶持，何来大蒜今日的辉煌。既建好“小家”，又奉献“大家”。

凡是能懂得信息的人，都能建好“小家”；凡是能建好“大家”的人，也都能建好“小家”。如果连“小家”都建不好，“大家”也无从谈起。

没有永远上涨的行情，也没有永远的下跌的熊市。卖货不要想到最高点，收货也不要想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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