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年陈云》一书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同志的传记。改革开放初期，已步入晚年的陈云，却被推入了激流勇进、中流砥柱的人生，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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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云》，杨明伟 著，现代出版社

本文摘自《晚年陈云》，杨明伟 著，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几经“折腾”，他的身体却吃不消了。

1979年6月，作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的陈云，还在参加会议期间，便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状况：

上半年到上海搞宝钢，后来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只忙了26天，最后得了肺炎。像我这样的人，身体原来很弱，今年75岁了，经不起几次肺炎。

就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再次被任命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

7月下旬出院以后，重任在肩的陈云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领导编制调整中的1980年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面。这两年计划的制订，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总体指导方针下进行的。而新的计划数字的确定，必须与调整的思路相一致，与调整的目标相适应。为达到这一效果，陈云多次强调，经济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地前进，这种前进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慢，但实际上是快，因为它是照顾到各方面的协调式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

在陈云等人指导下制订的两年计划较好地体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计划编制的一些经验，被后来进一步搞长期规划当作重要的借鉴。

忙着忙着，陈云健康状况进一步减退。他自己对身体每况愈下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

就在人们迎来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陈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快起用年轻一些的领导同志，并将中央财经工作的领导权交出去。

刚过完国庆节，中央召开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陈云于3日、4日在会上就搞好调整工作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讲了话。

陈云坦言：

我搞了一段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我自己已感觉到，财经工作中间经验是很少的，特别对工业方面。现在很复杂的问题是在工业方面。

联系到宝钢项目等通过“借外债”来进行建设的新问题，陈云进一步说：

同志们应该承认，借外债来搞建设，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

下一步怎么办？

陈云伸出两只手，风趣地对各省来的大员们说：“我对地方的同志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另一方面，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云高瞻远瞩地提出：

我有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靠我是没有饭吃的。我去年12月24日当常委，搞了15天，天天打圈看文件，我跟小平同志说，不行了，顶不住了。我开国初期参加过常委的工作，现在的工作跟从前大不相同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大量的经济工作，大量的组织工作，现在如果成立新的书记处，比从前的书记处工作多就是了。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76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让大家理解他的身体状况，陈云甚至实事求是地说：

我身体实在不行。我不是偷懒，不是假装，我实在不行，一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右眼睛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了。

当5日陈云住进北京医院治病时，知情的人才真正了解到陈云说的话并非客套话。

就在陈云住院期间，中共中央于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陈云是抱病从医院出来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共同主持会议的。

这次会议的一大任务，是要充实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

会议期间，陈云恳切地提出：“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不要安排我进书记处和常委会。”

对交班问题，他还讲了两点意见：

“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了一半，还有五个。”

“国家计委的主要缺点是只管工业，只要加强了计委的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取消。”

中央充分考虑了陈云和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意见。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进入中央领导层尤其是中央书记处的这批人，既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又精力旺盛，且熟悉实际工作，符合陈云的要求。

按照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意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工作上。

五中全会后，考虑到陈云的身体情况，中央同意他的建议，决定由新进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来担任第一线的财经工作领导人。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第二天，陈云终于大病痊愈，搬出北京医院，回到久别的家里。

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替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职权以后，陈云肩上的担子的确轻了许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内，陈云仍然是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始终发挥着自己的特殊的作用。就是在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赵紫阳、姚依林等人也经常向陈云汇报情况。

对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和热情的支持。为树立他们的威信，他曾在多种场合表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做出的成绩。

从1979年开始的这次经济调整，经过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逐渐走入正常发展的航道后，许多人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

6年以后的1985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他们由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投产，谈到经济调整的成果，有这样一段对话：

邓小平：作为中日合作的结晶，宝钢前两天已经点火了。……日本专家在宝钢工作得很好，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向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希望这样的合作项目以后多搞一些。如果说宝钢有缺陷，那就是我们曾决定第二期工程下马，引起了日本朋友的误会。你们知道，当时我们正在搞调整，不得不下马，但经过三年调整，条件好些，不是又上马了吗！……

稻山嘉宽：过去我见到中国最高领导干部时常说，中国的三年调整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巨额外债问题。而中国有勇气及时地进行调整，并经过调整，积累了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我认为当时中国的调整是很重要的，今后如有需要，也希望继续调整。

以调整引导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建设的大船走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航线，许多人都知道，在中国的这艘大船上，陈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