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
第一章 大蒜，白花花的银子
一、大蒜属性种种
地球上自从有了生命，大部分陆地让植物渐渐覆盖，绿色成为主调。
除了乔木、灌木、藤类、蕨类、地衣，占据了广大地盘的是草。
芳草萋萋碧连天。草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草的形态实在是千姿百态，草的属性实在是千奇百怪。
“漫生虽欲遍，人迹应会开”。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草而生存。人类的食物和药物，多是从草那里获得。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诗经》中的这首《采薇》，就透露了三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先祖们的采集习惯。
在这种采集劳动中，人类越来越显现出主动性。
传说，神农氏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断肠草而死。
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五谷，就是从草中经过甄别、遴选而提拔的。
这个发明可不得了，它让草与谷有了分野，有了高贵与低贱。
祖先们在五谷之外，还挑选了另外一些草来种植。那些草，是蔬菜，是一些调味品，是一些药，甚至还有一些毒品。
在世界的其它一些地方，人类的祖先在做着同样的事业——也从草中选拔谷物、药物。只不过，由于资源的不同，他们的选择结果也各有不同。
好在人类有迁徙的习惯，有旅行的爱好，有互通有无的传统。在中国的汉代，一个叫张骞的人几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在完成了外交使命的同时，带回了许多西域特产，传说，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核桃、胡麻、大蒜等等，都由他引入东土。
张骞带回的大蒜，当时被称为“胡蒜”。因为在我们本土早有一种“小蒜”。这种小蒜，又名山蒜、茆蒜、野蒜，在我家乡的山坡上就有，蒜头像樱桃那么大。我小时候曾经尝过它的滋味，那种辛辣让我终身难忘。我猜，这种山蒜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提拔，进入菜园，就是因为有了“胡蒜”。与它相比，山蒜的个头实在是太小太小。也正因为它个头小，胡蒜才被中国人叫成了“大蒜”。
关于大蒜的植物形态，“百度百科”做如下介绍：
多年生草本，具强烈蒜臭气。鳞茎大形，具6～10瓣，外包灰白色或淡紫色于膜质鳞被。叶基生，实心，扁平，线状披针形，宽约2.5厘米左右，基部呈鞘状。花茎直立，高约60厘米；佛焰苞有长喙，长7～10厘米；伞形花序，小而稠密，具苞片1～3枚，片长8～10厘米，膜质，浅绿色；花小形，花间多杂以淡红色珠芽，长4毫米，或完全无珠芽；花柄细，长于花；花被6，粉红色，椭圆状披针形；雄蕊6，白色，花药突出；雌蕊1，花柱突出，白色，子房上位，长椭圆状卵形，先端凹入，3室。蒴果，1室开裂。种子黑色。花期夏季。
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对大蒜有过多种体认。
——大蒜是调味品。
这是我对大蒜的最初认知。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整天吃粗粮。母亲和一辈一辈的庄户女人一样，以葱姜椒蒜等辣物做“就食”，以刺激全家人的胃口，掩盖粗粮的乏味。在这几样辣物中，我最喜欢葱和蒜，因为它们有香味儿。尤其是蒜，如果捣成蒜泥，放上酱油，香辣可口，真是让人不忍下咽，要放在嘴里再三吧嗒以品美味。然而，这蒜不敢多吃，因为家里菜园小，每年秋天种上一畦，第二年夏天收获二三百头，编成五六条蒜辫子挂在墙上，这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景。记得，那时母亲从蒜辫子上揪下一个蒜头，放到饭桌上，每每引起我们兄妹几个的疯抢。母亲呵斥我们：葱辣嘴，蒜辣心，吃多了不怕辣死？然而我们并不怕死，每人每顿饭都能吃下两到三瓣。母亲见蒜辫子日渐缩短，只好改变办法：每顿饭捣碎两三瓣，倒上酱油，没有酱油时就掺上盐水，弄出一碟子蒜泥汤让大家共享。这蒜泥汤寡淡得很，用筷子夹不到东西，只是蘸那味儿哄一哄舌头罢了……
再后来，我进城居住，到市场上去买蒜吃了。吃时只是享受它的味道，并不关心它产自哪里，也不关心它价钱贵贱。因为毕竟是餐桌上的一种调味品，再值钱也吃不了多少。
——大蒜是爆炸物。
这是我在1987年的认知。
那年5月份，与我家乡同属临沂地区的苍山县发生了“蒜薹事件”：老百姓因为收下的蒜薹卖不出去，将蒜薹拉到县政府院内，抛撒满地。他们要找书记、县长讲理，但这些县官却不露面，老百姓便愤怒地砸毁办公用具，撕毁文件档案，还有人抢拿钱物。时隔不久，该县县长李常存被撤职，县委书记杨国胜停职检查。
这件事震惊了全中国，也给各级官员以强烈冲击。我当时在莒南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我负责纪录。听到领导们语气或激烈或沉重，我手中的笔都不由得颤抖起来。有的领导讲：可了不得，那些蒜头是什么？是手雷呀！蒜薹是什么？是导火索呀！
这条绿色的导火索也引爆了莫言先生的满腔愤激，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让这部书成为他登上诺奖殿堂的一块基石。
——大蒜是防疫药。
这是我在2003年的认知。
那年春节过后，我与老婆去了一趟广州。回来不久，我国发生“非典”的新闻报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在广州的时候，SARS病毒已经在那里悄悄作祟。在庆幸没被南方SARS染上的同时，我努力防备着别让北方的SARS感染。板蓝根，白醋，84消毒液，一样一样往家搬运。用这些还不放心，听说大蒜对能够预防SARS，便上街抢购了一些，一天三回与饭同吃。不只是我，当时许多人都这么干。听说，农村里有人把蒜吃光，干脆啥活儿也不干，一天到晚在蒜地里蹲着。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阅读一些资料得知，人类用大蒜防治瘟疫的做法由来已久。据说，古时中亚和欧洲等地的人们，为了防范女巫、吸血鬼、狼人以及流行的瘟疫等等，经常将串好的大蒜挂在脖子上、放进口袋里、或者吊在门窗上。
1655年，一场大瘟疫在英国许多地方肆虐，它横扫了一个叫作柴斯特的小镇之后，人们发现全镇只有一个幸存者。幸存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居住在一个库房里，这个库房堆满了大蒜。
1721年，另一场瘟疫袭卷欧洲，在法国马赛，死者无数。因为怕被传染，谁都不敢去处理尸体，就让监狱里的四名死囚担任这一倒霉的差使。想不到的是，这四名死囚不仅生还，还靠从尸体上掠取的金银珠宝度过了余生。他们之所以没有死掉，就因为每次收拾尸体前都要饮用大量浸泡了蒜瓣的红酒。从此，马赛就有了这种掺杂了蒜瓣、名为“四小偷醋”的红酒。
有了这些案例，人们更加相信大蒜的防疫功效，每当瘟疫到来时，都把大蒜当作一种护身法宝。18世纪，俄罗斯就用大蒜治疗流行性感冒，据说非常成功。19世纪后半叶，使用大蒜治疗伤寒、霍乱、百日咳等疾病，成为世界各地医师们的常用手段。
大蒜也能用于防癌。进入21世纪，中国多家医疗机构都研究过大蒜与癌症的关系。从国内外的肿瘤普查结果中发现，在广种大蒜的地区和喜食大蒜的人群中，胃癌的发病率较其他地区低很多。长期食用大蒜的人，胃中致癌物质亚硝胺类含量也很低。1970年至1974年全国胃癌普查表明，大蒜产区苍山县的胃癌发病率为总人口的3．4/10万，是长江以北10万人口以上县、市中胃癌发病率最低的一个县。
大蒜还被用于防治艾滋病。我看过报道，在艾滋病高发地非洲，许多人相信吃大蒜可以防治这种可怕的疾病，一天吃下几头。《植物杂志》2000年第1期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五届国际艾滋病讨论会上，与会的科学家共同探讨了利用大蒜治疗艾滋病问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Ａbdullah博士的报告指出，他的研究组曾将非处方药大蒜制剂胶囊给予10名艾滋病人共12周。前6周口服10粒，后6周增至20粒。结果在第12周末，除3名病人因未坚持服药而死亡外，其余7名病人体内的主要免疫细胞的活性均增强了3至14倍。
所以说，200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疯抢大蒜的行为，有历史渊源，有科学依据。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截至2010年1月10日，中国内地已有124764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不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其中744例死亡，这又让许多中国人狂吃大蒜，就连一些厌恶大蒜臭味的南方人也是如此。有媒体报道：杭州第十五中学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定时吃大蒜。该校一次性就采购了200多公斤大蒜，要求每天中午的时候和饭菜同时送到，并规定每位同学都必须要吃。
2013春天，禽流感病毒升级为H7N9，让一些中国人死去，好多人又吃起了大蒜。
不只是对人，它对牲畜也有防疫作用：在蒜区，那些蒜秸别无用处，大多用来喂羊，据说，羊吃了蒜秸不会感冒。
——大蒜是白银。
这是我在2010年的认知。
那一年夏天，老婆上街买菜，回来嘟哝，蒜到了八块多一斤，实在是太贵了。几天后我看到媒体报道，全国大蒜都在涨价，有的地方涨到了10元以上，部分超市甚至卖出了12元一斤的高价，比当时的优质五花肉还贵。那段时间，“蒜你狠”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热门话题，好多“炒大蒜”挣了大钱的故事，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对于大蒜的商业属性，我以前一直认识不足。从那一年开始，我才知道，在许多人眼里，它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后来我还了解到，中国大蒜除了内销，还出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换得了外汇。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也种大蒜，像巴西、印度等等，但80%的产量还在中国。大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据说，从种植到收获，一共需要二十七道工序，全部由人工完成。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低，以法国为例，他们种出来的蒜，一公斤的成本要18元人民币，在我国仅为3元。所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价平均比我国市场价高出10倍以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从中国进口大蒜。
有一个说法：“白蒜向北，红蒜向南”。意思是白蒜出口欧美、日韩等地，因为白蒜品质高一点。一般是加工后装成小袋，进入那些国家的超市；或者加工成面酱，成为吃面包时的佐料；到了韩国，便多数用来制作泡菜了。红蒜品质稍差，价格便宜，主要出口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些国家对大蒜质量不太讲究，进口量占我大蒜出口总量的60%以上。在东南亚，大蒜主要用于做菜；在印尼，人们习惯把大蒜切成小颗粒，用油一炸，用瓶子一装，每到吃米饭的时候往碗里倒一些。
进入21世纪，大蒜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单项出口额最大的农产品，居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出口大蒜154.5万吨，货值16.9亿美元。
——大蒜是白老虎。
这是我在2011年的认知。
为何这样认为，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
二、黄淮平原上的蒜香
中国，是龙的故乡。
一说中国龙，好多人就会想到黄河。黄河弯弯曲曲，恰似龙的样子。
然而，历史上的“黄河龙摆尾”，却给华夏儿女带来了严重影响，给中国版图带来了巨大改变。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那个“豆腐腰”，就在现今河南省东部。以此为转折点，她忽而向北，忽而向南，忽而向东，“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黄河冲向哪里，就把从黄土高原上裹挟而来的泥沙带到哪里。久而久之，在黄河摆尾的地方，在中国的东部，出现了面积阔大的华北平原。
这片平原的南部，叫作黄淮平原。它是因黄河向东向南摆尾造成的。每当黄河在中原一带决口，浊流汹汹，摧城池，淹村庄，灌满田野，吞并无数河流，最后夺淮入海。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这一决，黄海东流达700年之久。也就是因为这次大改道，历来被称为东海的中国以东大片海域改称黄海。
“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这些沙，在黄泛区沉淀下来，慢慢地抬升了陆地。那年我去开封，主人向我讲，真正的开封府埋在地下。在那里，我看过被埋了一段的铁 塔，看了延庆观里那座似乎是陷入地下的玉皇阁。然而等我看过介绍大相国寺的资料，说是北宋年间一次黄河决口之后，整个寺院全被泥沙埋没，只露出殿顶的鸱吻，才知那两座建筑的被埋还是轻的。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今日开封市地下，一层一层地掩埋了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至少7座古城。每一次黄河决口，古城开封都遭受灭顶之灾。洪水退去，泥沙淤积，人们便在原址上叠床架屋，重建家园。经当代有关部门勘察，黄淮平原上多数地方的沉积厚达七八百米。
2012年9月，我应邀到菏泽讲课，该市作协主席贾庆军陪我到博物馆参观了稀世珍宝“元青花”。2010年9月17日，在菏泽市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挖出了一艘古船。经专业人员鉴定，这是一艘沉没于元代的内河航运船，上面有珍贵文物百余件，其中有一件“元青花”价值上亿。我看着那尊高约42厘米的青花龙纹梅瓶心想，到底是怎样的因缘和合，才让她完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呢？想来想去，我作如此猜测：那艘船正在航行，因决堤而东蹿的黄河水突然到来，船上的人惊慌而逃，这只船就留在河上，很快被泥沙掩没。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是一起普通的沉船事件，船上的东西不会留下。
黄河的威力，造作了无数灾难，也成就了无数奇迹。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又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北流入渤海。之后除了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让黄河向东南流了九年，黄河与黄海就再无联系。
“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元代诗人萨都剌这四句诗，用于形容今天的黄淮平原十分妥切。
黄淮平原包括了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的大片地区。这里一马平川，湖泊众多，有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将这些湖泊沟通，成为中国南北水路交通要道。这里土地肥沃，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区。
黄淮平原的边缘就在我的家乡。我的村子建在一座岭的西坡，如果是在夏日里晴朗的傍晚，向西北方向望去，是莽莽苍苍的沂蒙山；向西望去，则是被我们称作“湖地”的平原。长大了才知道，我村东的那道岭，其实是一道分水岭：以通往县城的大路为界，路东的水流向洙溪河，汇入苏北的青口河，在赣榆县入海；路西的水，流入沭河，汇入淮河。所以我的村子属于淮河流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一个规模浩大的国家行动——整治淮河，我们村有许多人被征调“出伕”，去苏北、鲁南扒河。我父亲曾在16岁替我爷爷去临沭县干过17天，从河道里向堤坝上抬土，一天吃五顿饭，干12个小时以上。第二年到郯城南边，时间为一个月。他在78岁时向我讲“出伕”经历的时候说，“差一点累死了”。到了七十年代，一些大我几岁的小伙子，出伕回来讲的一些事情，在我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譬如说，每人一顿饭能吃下一斤干面的馒头（用一斤粮票买来的，如果为馒头称重，达一斤多）；譬如说，几万民工天天在河道里干活，不见女人，这天河堤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民工们于是“嗷嗷”大叫。这边的人叫，那边的人看不见也叫，几十里的河道里一片喧嚣。
小时候，我无数次地站在村东岭头向西方瞭望，遐思无穷。在我眼中，“湖地”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不明白那里的土地为何那样平坦，不明白那里为何没有石头，不明白为何那里有那么多的水塘，不明白那里的土地为何会出产大米。
大米白面，是庄户人心目中最好的两种食品。白面，因为我们那儿也用一部分土地种麦子，每年收割之后，多数交给国家，每人分得一点，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顿面食。然而要吃大米，必须拿地瓜干子换。那时，经常有沭河西面的人推着大米到我们村换地瓜干，一斤大米换一斤多。我很纳闷：那些人怎么会那么傻，凭着细粮不吃，偏偏要吃粗粮。大人向我解释：大米是细粮不错，可是他们的大米也是让国家收去了，自己分得太少，填不饱肚子，如果换成粗粮，斤两多了一些，就可以少挨饿。
我这时才明白，这种交换，是让饥饿逼出来的。
那个年代，还经常有一些要饭的来到我们村子。他们的语言很奇特，譬如说，把“树”说成“富”，把“水”说成“匪”。他们往往带着一把花鼓，站到一户人家门口，便唱了起来：
俺打花鼓转道游，
未曾开口面带羞，
羞不羞的唱两句，
唱好唱孬俺也开个头。
他们在那里羞答答地唱，旁边有我们村的狗在狂吠。这个场面，深深镌入了我的童年记忆。
听大人说，这些要饭的，来自苍山、郯城。这两个县都在临沂西南，是湖地，经常发大水，一发大水就颗粒无收，那里的人就把要饭当成了习惯。苍山人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收不收，秋后下莒州。”意思是到莒州要饭。因为那里是山岭地，大水淹不着，年年都有收成，所以那里成为苍山人出门要饭的首选目的地。我的家乡莒南县过去就属于莒州。
苍山人过去的习惯是：秋后种上麦子，把房门用土坯一封，全家老少远走他乡，直到明年春夏之交回来割麦子。那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唱花鼓，唱柳琴戏，以便讨饭。甚至，谁家的女孩们唱得好，能更容易找到婆家，而且能找到好青年。因为娶了她们，等于娶回一个乞丐群里的名角。
直到1986年春天，我还在从济南开往临沂的火车上遇到了几个要饭的，他们都是苍山人。他们要饭没去“莒州”，而是学山西人走西口，去了内蒙的包头一带。他们在头一年的秋后出门，一直在那里讨要，现在要回家割麦子了。
我问他们在外面要饭的情况，他们只是苦笑，不愿多讲，只有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妇女讲得多，说他们出去要饭，拿脸当腚使，叫人家瞧不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咱生在那么个吃不上饱饭的熊地方呢？
但是，当她讲到要饭生涯中的一些趣事，自己先笑得“咯咯”的。她说，要饭也得使心眼儿，不使心眼儿要不着。她说，她跟人家讲，老家年年发大水，前年把她的屋都冲塌了，现在是无家可归，回去也得住进野地里。人家一听，都觉得她可怜，不光给她好吃的，还给她钱，叫她回家盖屋用。说到这里，她得意洋洋笑道：反正，咱能把那些城里人哄得小辫四直！
这个“小辫四直”是鲁南方言。清朝的男人都有辫子，如果形容谁严重吃惊，就用这话，意思是惊得他把辫子直直地翘起来。那个“小辫四直”的样子，如果让今天的动漫画家表现出来，一定会让好多年轻人大喊“我喷”。
这个女人还说，过年的时候他们在包头，更是哄得人家“小辫四直”：他们先买好一些财神画儿，大年初一这天挨家挨户“送财神”，每到一家门口高喊：“财神进门来，又添人口又添财；财神落了座，金银财宝一大垛”。到谁家谁家给钱，有的还给十块钱的大票子。
说到这里，她让笑容在脸上凝固片刻，而后叹一口气：“唉，可惜不能天天过年！”
到临沂时，外面下着小雨，这群苍山乞丐把破破烂烂的大包背在身上下车。我在车上看到，那位妇女下车后展开一块大大的白色塑料布，用两手举起遮雨，匆匆出站。那块塑料布在风雨中瑟瑟飘动的样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2年，我到莒南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经常接触到临沂地区各县经济发展材料，听苍山县的同行讲他们那里的一些事情。
听说，1979年，姚学益被地委任命为苍山县委副书记，刚到那里报到，县委书记李顺祥让他先下去看看，而且提醒他注意一个情况：苍山120万亩土地，有几十万亩长了茅草。姚学益就带上一个秘书，骑着自行车到处转。一看果然如此：那些平平展展的黑土地里，多是长着茅草。到了长城公社，那里的茅草更多。有一个农民向他讲：这里的地就喜欢长茅草，有一块地长得特别多，秋后收地瓜，也把茅草拔下称份量，结果是地瓜没有茅草重。
姚学益听罢看罢，大为震惊：好好的地，竟然不长庄稼光长茅草，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过去苍山人有外出乞讨的习惯，因为苍山过去是洪水走廊，水灾频发，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及其支流得到了有效治理。尤其是，从苍山县起始的“沂沭河东调”工程，让淮河的这两条支流改道，直接东流入海，有效地解决了沂沭河入淮、尾闾淤堵的问题，苍山的水灾已经大大减轻。那么，这里的土地不打粮，农民种地不积极，就是因为“大呼隆”了。
他回去把这个观点讲给李顺祥听，李顺祥说，你分析得很对，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化走到今天，好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不解决不行了。
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所以，一听说外地有搞生产责任制的，苍山县立即做了效仿。第二年，全县开始搞包产到户，这在山东是比较早的。到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5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85.4%。从这时起，苍山人外出讨饭的已经极少，那些传承了不知多少代人的花鼓、柳琴基本闲置。
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各地农村基本相同，只不过早晚差了一两年。1981年，我的家乡莒南县相沟公社党委书记厉永传解放思想，在全县带头搞了“分田单干”，引起广泛争议。厉永传的父亲叫厉月举，当年在莒南县带头办起农业合作社，并且平整土地，修建水库，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当年老子带头搞集体化，现在儿子又带头分地，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然而，分田单干的增产效果是那样卓著，让跟着厉书记当秘书的我激动不已。我意识到，我正经历中国农村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我应该用文学作品记录下来，当年柳青用《创业史》表现农业集体化，我也写一部表现生产责任制的。于是，我白天跟着厉书记一本正经当秘书，晚上9点之后偷偷摸摸写小说。半年下去，一部10万字的小长篇脱稿，我把它投给了北京一家大型文学杂志。我正做着作品发表甚至获奖的美梦，那部书稿突然完璧归赵。这个打击，让我头发大量脱落，脑后还出现几块斑秃。
我在头上斑秃长出新发时，被县委调去干了文字秘书。那个时候，农民已经粮食满仓，告别了饥饿。有一天，县委书记带着我去一个村子调研，一位中年农民冲着县委书记掀起褂襟，拿手掌“啪啪”地拍着肚子道：“自从中央开了三中全会，我这肚皮，就噌噌地厚了起来！”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更何况是被束缚了三十年，欲望几近于无的中国农民。他们的肚子鼓了起来，又开始琢磨怎样叫钱包鼓起来。用当时新闻媒体的煽情语言来说，就是：“先向饥饿宣战，再向贫穷宣战！”
然而要想战胜贫穷，光种传统作物不行，光搞农业也不行，于是，农民种经济作物，上工副业项目，各地都搞得热火朝天。中共中央因势利导，每年年初下达一个“一号文件”，专门对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问题做出新的部署。1985年的“一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二是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从此，中国农村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
那时调整农业结构，各地都有高招。在我们莒南，县委、县府做出决定，要建设“以花生为主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因为种烟草收入高，同时能增加税收，县里下达指令，让农民在扩种花生的同时，大面积栽黄烟。那年夏天，到了收购烟叶的时节，县委书记张怀三带着我，坐一辆北京牌吉普，用三天时间跑遍了十六个乡镇的烟草收购站。因为我不抽烟，经受不了三天的刺激，从此患上严重鼻炎。这个病折磨了我十几年，直到1988年我开始练气功才把它治好。
苍山县也是调整农业结构的急先锋。他们的主攻方向是种大蒜。我在临沂开会，几次听取该县干部介绍大蒜生产情况。他们讲，苍山地处黄淮平原，土质为微碱性黄沙壤土，适宜大蒜生长，所以，苍山有种大蒜的传统，调整农业结构，首先是大面积种植大蒜。
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如果种粮食，每亩产值只有200元，要是种蒜，蒜薹、蒜头两项加起来，一亩可收入600元。这就是说，种一亩蒜等于种三亩粮食。有了这样的比较，农民当然踊跃种蒜。1986年，该县大蒜种到了8万亩。1987年的“蒜薹事件”发生之后，苍山干部对大蒜种植的积极性有些降低，但农民过了两年还是觉得种蒜更挣钱，继续扩种，到了1993年，蒜田达到18.89万亩。
1993年秋天，我去过一次苍山。一路所见，果然到处都是蒜地。我以前只在菜园里见过蒜苗，到这里看见蒜地像麦田一样广阔，觉得大开眼界。
2009年5月底，我参加山东作家协会组织的“走进新沂蒙”采风活动，再赴苍山。这个时候，苍山大蒜还在种着，但已经不是主导产业。该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建温室大棚，蔬菜种植面积已近百万亩，早已成为“山东南菜园”。可以说，寿光作为“山东北菜园”供应着京津；那么，苍山这个“山东南菜园”供应着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所以被称为“江南菜篮子”。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种蒜的不只是苍山。在整个黄淮平原上，在那一望无垠的麦田、棉田、玉米田中间，出现了一块块散发着辛辣气味的蒜地。因为，这些地方都覆盖了厚厚的黄河泥沙，都是微碱性黄沙壤土，都适合大蒜生长。因为种蒜收入高，许多地方种植面积年年增多，渐渐成为有名的大蒜产区。
江苏的邳州便是其中一个。邳州原名“邳县”，因河道密布，是鲁南地区泄洪的“邳苍洼地”，历史上经常发大水，老百姓只好像苍山人一样当起了“叫花子”，背井离乡要饭求生，邳县于是成为有名的“花子县”。邳州当地有一种舞蹈，叫“邳州落子舞”；有一种类似于打快板说书的说唱艺术，叫“唱花相”，实际上，那都是一些要饭的技艺。
让老百姓当叫花子的原因，不只是天灾，还有人祸。曾担任过邳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的崔学法先生在博客上撰写回忆文章说，1971年5月， 中共邳县县委恢复，原徐州军分区副司令刘某兼任邳县县委书记。刘不懂经济工作，搞了几件“大手笔”的瞎折腾，几个月内把邳县经济搞到全面崩溃地步。
特别荒唐的是，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家屯来邳介绍稻茬栽麦的所谓赣榆“新经验”。刘某当即分配邳县各公社移栽小麦50万亩。结果大部分移栽的小麦产量低于种子用量甚至颗粒无收。他又违反科学，推广海南岛的一年三熟农业，即冬春一季小麦，夏秋双季稻（两季水稻），引进水稻“矮南早”品种。结果早稻严重减产，亩产一二百斤，根本不够种地成本，晚稻颗粒无收。一时，邳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社员成群波浪的外出逃荒讨饭，成为全国出了名的“讨饭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来邳县检查工作，刘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欺骗许司令，竟然说“邳县老百姓有要饭的习惯”，被许司令当场臭骂一顿：“妈个×，你为什么不去要饭？”
刘某这场折腾，给邳县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浩劫。邳县人外出逃荒讨饭，有人专程去刘某老家苍山县去讨饭，向刘某的乡亲诉说这个“狗官”、“害民贼”是怎么样坑害邳县老百姓的。
为了控诉“狗官”、“害民贼”，邳县人竟然去更有“要饭习惯”的苍山县去要饭！不知他们“唱花相”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腔调？那应该称之为“千古绝唱”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分到土地的邳县老百姓为了脱贫致富，开始种大蒜了。从最初的几万亩，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万亩。
邳州大蒜信息网上，2009年5月29日贴了一篇题为《邳州大蒜》的介绍性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近几年来，邳州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中，做大做强了大蒜特色产业，种植面积从‘九五’末的2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58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白蒜生产基地。去年全市大蒜总量达到55万吨，实现产值近10亿元。”
这篇文章还讲：“邳州市宿羊山镇大蒜市场被农业部批准为定点市场。宿羊山镇是驰名中外的大蒜之乡，2005年通过‘全国大蒜无公害标准化种植示范区’认证，实现大蒜外贸出口值3000万美元。依托大蒜特色产业，宿羊山镇先后投资1.5亿元，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大蒜综合贸易市场，年交易量达100万吨，交易额在30亿元 以上，贮藏能力已达15万吨。全镇大蒜种植6.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7万亩的97.2%，其大蒜质优量大，大蒜市场交易量逐年攀升，去年达到40万吨。”
我们不管文章中的数据是否准确，但邳州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蒜的重要产区和重要集散地之一，这在大蒜行业是没有异议的。
黄淮平原涉及四省，大蒜产地主要有以下这些地方：
河南：
中牟县、杞县、开封县、兰考县、通许县、尉氏县、临颍县；
安徽：
亳州、临泉县；
山东：
金乡、巨野、成武、鱼台、 单县、东明、嘉祥、苍山、莒县；
江苏：
丰县、沛县、邳州、射阳、铜山、大丰、太仓市。
大蒜界有个习惯叫法：“全国六大产区”。这六大产区分别是：
山东金乡大产区(以金乡为中心，包括周边的巨野、成武、鱼台、 单县、东明、嘉祥等县)；
山东苍山产区；
山东莱芜产区；
江苏邳州产区；
河南杞县产区；
河南中牟产区。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除了山东莱芜产区，其它五大产区全在黄淮平原。
在六大产区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地方产蒜，如山东省聊城、商河、济阳、兖州、齐河、惠民、莒县、广饶、平度、东平等，河北省大名、永年等；四川温江、彭州、德阳、越西县、郫县、德昌县等；云南大理；上海嘉定；陕西兴平市、武功、耀县等。但这些地方种植规模不大，生产的大蒜影响不了大局。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也种蒜，但大多是自种自用，或者只供应本地，商品化程度不高。
关于全国大蒜种植面积，我在采访中问过多方领导，他们都说，因为没有可靠的统计渠道，所以没有十分可靠的数据，都不肯提供。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4年全球大蒜收获面积为1705.6万 亩，产量为1405万吨。其中，我国大蒜收获面积为955.9万亩，产量为1058万吨，占全球75％，涉及蒜农500多万户。
我在网上查到了几份资料，其中的一份是食品产业网发布的：
全国各地大蒜主产区种植面积调研报告
食品产业网 （2006-8-1 16:42:25）
河南大蒜主产区：河南大蒜种植面积在120万亩。主要集中在开封的杞县和通许县、郑州的中牟县。其中：开封的杞县45万亩、通许县15万亩、郑州的中牟县35万亩；另外开封县3万亩、兰考县和尉氏县2万亩、漯河的临颖有13万余亩，其他地区6万余亩。2006年种植面积与2005年基本持平。
山东大蒜主产区：山东金乡及周边地区大蒜种植面积约100万亩。主要集中在金乡、苍山、莱芜，以及金乡周边地区（济宁、菏泽部分县市）。另外临沂、聊城、泰安的部分县市和济南的商河等地区也有种植。其中，2006年金乡大蒜种植面积53万亩，与2005年的52万亩基本持平，平均亩产达到1100公斤。另外，有机大蒜5000亩、富硒大蒜30000亩，大蒜标准化基地达到35万 亩。2006年临沂部分县市种植面积在40万亩，其中大蒜种植面积20万亩，与2005年基本持平。莱芜大蒜种植面积在10余万亩。与去年略有增加。
江苏大蒜产区：江苏邳州、铜山、丰县地区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约58万亩。江苏射阳大于25万亩，与往年基本持平。
河北省大蒜产区：河北永年县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15万亩，与去年略有增加。
以上为我国北方地区大蒜主产的种植情况，总体看2006年大蒜种植面积比2005年增加15%-20%。
全国主要大蒜种植区面积统计
(2011-04-12 13:42:35)
还有的数据在核实和统计中（博主注）。
综合大量资料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每年种植大蒜约500万亩左右，其中黄淮平原上的蒜田在300万亩左右。
这300万亩大蒜，让黄淮平原上飘荡着一股浓浓的蒜香。
这300亩大蒜，收获后几乎全部进入市场。这里的价格就是中国的价格，并且影响着世界大蒜市场。前几年的“蒜你狠”、“蒜你贱”，都从黄淮平原发端。
因为蒜区密集，相距不远，几天就可以转遍，所以每年春天，黄淮平原上有许多蒜商开着车转悠，时不时地从车下来走向田野，看看土地墒情，看看大蒜长势，预测当年大蒜的产量及价格走向。
这300万亩大蒜，按每亩平均产1000公斤，每公斤平均4元计，总价值约120亿元。另外，算上通过加工、内外贸易带来的附加值，数字会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所以有人说： 大蒜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为了获取这些银子，黄淮平原上出现了一个“生态系统”。
这个生物系统，从低端到高端，分别是：
蒜农；
打工人员（包括为蒜农打工者和为蒜商打工者两类）；
大蒜生产所需物资供应商；
小蒜贩；
经纪人；
物流业主及司机；
冷库业主；
大蒜加工企业老板；
大蒜电子交易所开办者；
蒜商；
大蒜商。
处于生物链的最高端的大蒜商，在大蒜行业呼风唤雨，甚至制造腥风血雨，相当于森林中的老虎。当然，大蒜电子交易所开办者有时也会成为老虎，那是他们违犯法规直接参与交易的时候。
这个生态系统，在金乡县表现得最为完备。
因为，那里是“中华蒜都”。
三、“蒜都”崛起
2012年12月下旬，我去金乡住了几天，在该县文联主席郑宏图先生的帮助下，采访了一些政府官员、蒜商、蒜农。到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方言现象：当地人把吃晚饭叫作“喝汤”。晚上如果有人向我打招呼，经常这样问：“喝汤了不？”
我查了查资料，原来不只是金乡，在鲁西南、河南的许多地方，直到陕西关中一带，都是这样说。
前几年，我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多次到寺院参访。在庙里住时，晚上有和尚问我：“药石啦？”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教了一番才得知，原来僧人把晚饭叫“药石”。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僧人们按佛祖所订规矩，过午不食。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提倡“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僧终日劳作，体力消耗大，所以就开方便之门，晚上也进食，只不过称之为“药石”。《黄檗清规》讲：“药石，晚食也。比丘过午不食，故晚食名药石，为疗饿渴病也。”
这是孤陋寡闻的我所了解到的晚饭的两种别称。禅僧们改叫法，是为了应付佛规，“疗饿渴病”；中原至关中一带老百姓改叫法，是为了什么呢？
有两种传说：
其一：
元兵占了中原，忽必列为集中粮食富国强兵，让老百姓改每日三餐为两餐。可是，人们过去每日吃惯了三顿饭，突然改成两顿，晚上就撑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小伙子，干了一天活儿，天黑回到家，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就搭锅烧水，想偷偷做些稀米汤解解饥。然而水刚烧开，还没下米，就被监管的元兵发现。元兵把他绑走，第二天送到忽必烈帐中。忽必烈听说王二偷吃夜饭，便喝令推出去把头砍了。王二听了大喊：“冤枉呀！冤枉！”忽必烈听他连连叫冤，便上前问他“咋个冤枉啦？” 王二说：“大王叫百姓改餐省粮，小民从没违抗。昨晚只是烧了点开水，想解解口渴，并没有给锅里放米，咋不冤枉呢？” 忽必烈心想，砍了王二真是冤枉他了。他以水解渴，是个办法，这样省了粮又充了饥。于是就把王二放了。打这以后，忽必烈就允许百姓晚上烧汤喝。从此，人们就把晚饭叫作“喝汤”。
其二：
据传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桱被明成祖朱棣封到南阳为唐定王。他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建造了豪华的王府和王府花园，仅王府宫殿就有800多间。南阳百姓满足不了王室的挥霍， 朱桱就强令百姓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节余一顿饭的口粮上交王府。有位在王府花园修垒假山的老石匠，终日劳累，饥饿难忍，夜晚回家后就挖些野菜熬汤充饥。不料被在王府山上赏玩夜色的朱桱发现了炊烟，命人把石匠抓来，问他为何大胆违反禁令。石匠辩解说没有做饭，只是煮一点野菜汤。朱桱派人去揭锅查验，果然是野菜汤，石匠才幸免一死。以后老石匠每晚回家，都煮点野菜汤喝，人们纷纷仿效。为了躲避王府的追查，傍晚见面时都互致问候，问：“喝汤了没有？”
这两种传说，都把原因归结为强权的逼迫。
但是河南周口一带还有一种叫法，吃晚饭叫“吃剩馍”。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吃晚饭的时候叫“吃剩馍时”，吃罢晚饭叫“吃罢剩馍”。我想，如果老百姓当年这样说给忽必烈或者朱桱，那是不允许的，还是违犯了禁令的。这种说法表明，过去老百姓对于晚上这顿饭，是能凑合就凑合的。
有的金乡人向我解释：之所以出现“喝汤”这种说法，其实是让贫穷逼的。过去，天灾频繁，战争不断，土地荒芜，田园萧条，百姓缺少粮食，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顿。到了冬季，日短夜长，天寒地冻，晚上就烧一点热稀汤喝喝。久而久之，有了喝汤的习惯。
我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那时的老百姓就是不吃晚饭，只喝一点稀汤。后来，粮食有了，稀汤可能变成了米饭、面饼，可是人们说溜了嘴，改不过来，因而至今还是“喝汤”。
金乡，东汉建武元年置县，以境内有金多山而得名。它位于山东省南缘，在微山湖西畔，与江苏的丰县接壤，总面积886平方公里，耕地82万亩，总人口63.5万人。
在金乡县城东0.5公里，有个叫作莎岭的文化遗存，也叫春秋堌堆。该遗址为一椭圆形土丘，南北约150米，东西约200米，面积3万平方米，现在仅高出周围地面2－3米。莎岭北部有一断崖，1－3米为汉代文化层，3米以下为商周及新石器文化层，文化堆积最厚处约5米。
据考证，莎岭是原始社会末期，先民为免遭洪水吞没，筑丘而居之地。
这里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东部。历史上黄河每一次向东摆尾，差不多都会摆到这里。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于瓠子口，东南流入巨野泽，又流入淮、泗，往东南流去，中间经历了23年之久没有堵塞决口，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指挥，才堵塞了瓠子口，并建宣房宫于塞口上。汉武帝为此作“瓠子之歌”二首，其末句是“宣房塞兮万福来”。
然而，汉武帝的得意是短暂的，黄淮平原并没有迎来“万福”。此后，黄河还是频频决口泛滥，两千年中，黄河让鲁西南的地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著名的济水、濮水、瓠子河、汜水等河流，著名的大野泽、雷夏泽、盟诸泽、菏泽以及后来的梁山泊等湖泽，都被泥沙填满，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一条菏水（自清代改名“万福河”），今天还在金乡穿境而过，静静地向东流入微山湖。
因为长期处于行洪走廊，灾害频繁，加上耕作粗放，品种低劣，粮食产量极其低下。1931年，《山东各县农林情况报告》称：“金乡县以产小麦、大豆、高粱为主，单产100余斤。”这样的产量，让百姓吃饱肚子，何其难也！虽然，该县马庙镇出产一种小米，叫“齐头占金谷”，色泽金黄，性粘汤浓，悬而不浮，油而不腻，是明清两代贡品，与山东章丘米、山西沁州米、河北桃花米并称中国四大名米并且居首，被载入《辞海》；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大庆时，周恩来总理曾用“金谷米”招待外宾，但是，这种名贵食物只产于金乡县马庙镇的马坡村，普通百姓是吃不上的。不但吃不上“金谷米”，连普通的粮食也难以吃到。早上、中午还可能吃上玉米面、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到了晚上，许多人只能是光喝汤不吃干粮。
穷则思变。这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也是很早：1979年试点，1980年推行，1981年普及。
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召开大会，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加快商品生产的步伐，全面振兴县农村经济。
郑宏图先生曾在县委宣传部当新闻科长，还长期担任过副部长兼《金乡大众报》总编。他告诉我，金乡县大规模种蒜，就是从“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的。过去，农村也有种蒜的，但多数是自家食用，只把一些多余的“辫子蒜”拿到集市上出售，换一点钱，算不上商品生产。从1985年起，因为政府的引导，也由于群众知道了一笔账：种一亩蒜，收入可以赶上5亩麦子甚至更多，于是，许多农民告别了“一麦一棒（玉米）”的传统种植习惯，在每年“十一”前后本来是种麦子的季节，到地里摁下了一个一个的蒜瓣儿。等到大蒜即将收获，套种上棉花。或者在收完大蒜后，种玉米，种瓜菜。
《金乡县志》上有一份《历年主要作物面积产量表》，从1949年开始记载，原来只有三项：小麦、玉米、棉花。从1985年开始，新增了大蒜项目。这一年全县种蒜27392亩，产量2607万公斤。到了1989年，全县大蒜种植面积增加到141495亩。这个规模，当时在全国是头一份了。
郑宏图向我讲了一个人，这人姓刘，被称作“金乡大蒜第一人”。他在县外贸公司工作，鼓动他的村子化雨镇东刘村种蒜，并组织出口，引进新蒜种，为金乡大蒜生产起到了带头作用。
最早种蒜的，还有鱼山镇崔口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韩允其带领村民种蒜，建冷库。在这个村的带动下，县城西面的鱼山镇、马庙镇，很快形成了大蒜产区，并且在通往菏泽的346省道两边形成了一个长达十多公里的大蒜市场。
而后，大蒜在全县各个乡镇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1992年，金乡大蒜已经种到了20万亩，总产量达20万吨。为了大张旗鼓地为金乡大蒜造影响，找销路，金乡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大蒜进京活动”：用10辆解放牌大卡车满载大蒜，车身上挂着“金乡大蒜畅销世界”、“金乡大蒜驰名中外”等大幅标语，于5月24日开进了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
1992年，在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金乡大蒜荣获中国白皮蒜类唯一最高奖——银质 奖。从这一年开始，金乡县各级领导更加积极地引导农民广种大蒜，总面积一年比一年增多。对于金乡大蒜的宣传与推介，更是搞得有声有色。
1996年3月，金乡县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大蒜之乡”。时任县委书记杜昌文讲：“要把金乡大蒜这个名字喊得天崩地裂，妇孺皆知，让全国人一看见大蒜就想到金乡，一提金乡就想到大蒜。”
他们成功了。从那时起，大蒜的名声越来越响——
1996年1月，被中国名牌产品认定暨明星企业评选活动组委会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
1996年10月，获得农业部A级绿色食品证书。
2000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金乡大蒜”证明商标；
2001年，金乡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大蒜节；
2002 年，成功举办“WTO与中国大蒜产业化论坛首届年会暨大蒜科技成果博览会”，
2002年，以种植面积最大县获“基尼斯世界之最”奖牌及证书；
2003年1月，获准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2003年3月，获国家质检总局认证的金乡大蒜原产地证明标记。
2011年2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金乡大蒜”开始实施地理标志保护。这是我国继龙口粉丝、龙井茶、平谷大桃之后第四个受到国外官方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金乡大蒜”地理标志品牌迈向国， 际化。
金乡大蒜，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临近的巨野、成武、鱼台、单县、东明、嘉祥等县，以及与金乡接壤的江苏丰县，20年来一直追随金乡县种蒜。有的县提出口号：“一人一亩蒜，赶上金乡县！”巨野、丰县的一些乡镇，还给农民下达指令性种蒜任务，种蒜季节之前派干部到各家各户检查是否备足了蒜种，没有备蒜种的给予处罚。于是，一个“金乡大产区”就形成了。
在这个大产区，金乡的大蒜面积基本稳定，全县每年种蒜达60万亩左右，产量达70万吨。而周边地区就波动较大，多是盲目跟风。看见大蒜挣钱，下一年就多种一些；看见大蒜赔钱，下一年就少种或者不种。但不管怎样，这个大产区无论面积还是产量，在全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据估计，每年大约在100万亩左右，占到黄淮平原大蒜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个大产区，多年来一直以金乡为交易集散地。尤其是现货，大多到这里卖，在这里存，从这里发往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地方。不只是金乡大产区，全国许多地方的大蒜都到这里交易，据金乡县商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金乡大蒜每年外销量达130万吨。有人甚至说，这里的大蒜交易额，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
中国在世界上是大蒜主要出口国，金乡又是中国大蒜的主产区，所以许多大蒜都从这里发往国外。早在1996年，金乡大蒜出口量就占到全国的70％。我女儿婆家是广州，她的大姑姐经常从广州飞到金乡，采购一批大蒜，经青岛发往中美洲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让她丈夫在那里销售。更多的时候，是她打电话委托金乡的经纪人，让其代为代购、发货。据她讲，把金乡大蒜运到国外，蛮赚钱的。
现在，金乡县拥有自营进出口企业138家，产品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金乡大蒜加工出口创汇达7亿多美元。所以，金乡的蒜价，左右着世界大蒜的价格。有一位大蒜经销商说：“这里就是个大蒜销售中心，世界各地都看这个地方，这地方一涨世界各地都涨，这地方一掉全世界都掉。”
金乡称作“蒜都”，名副其实。
四、大蒜，银子
2009年11月，大蒜头一回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话题。
在这个月里，《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周刊》先后报道：蒜价暴涨40倍，金乡有装卸工炒蒜成百万富翁，煤老板及温州资本参与炒蒜……这些消息，引发更多媒体关注蒜价，连地球另一面的美国人，也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大蒜市场投机味正浓》的报道。
2009年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次节目，题为《游资疯炒大蒜：装卸工一笔净赚50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节目一开始，央视记者以金乡县的一个大蒜销售点为背景，手拿话筒向观众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大蒜之乡——山东省金乡县，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蒜有四分之一来自这里，在这个大蒜销售点，我从老板那里了解到，这袋红蒜有40斤，去年价格低迷的时候它的价格是3块5毛钱，而现在，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20块钱。”
在这期报道里，有一个突出的事例：一个名叫刘军的，本来负责给大蒜加工厂拉货，今年年初，他在听说大蒜价格即将上涨的消息后，决定参与一把，就又贷又借，东拼西凑了40万元，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了300吨大蒜，几个月之后，这批大蒜的总价从40万元暴涨到了96万元。刘军转手一卖，在还清所有的欠款之后，还净挣了50多万元。
在央视这次报道之后，中国的时髦用语便出了“蒜你狠”这个新词。随着“蒜你狠”现象的持续发酵，媒体继续跟进。半年后，2010年5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又报道：《倒卖大蒜创暴富神话 有人获利过亿》。记者写道：
巨大的价差在去年成就了金乡县一大批富翁。金乡县城郊一个村支部书记如是向记者描述：“近来金乡买车的人很多，一天有40辆左右的私家车开到金乡。4S店对金乡的买主也高看一眼，因为他们都是一次性付现款。”
虽然这些人买的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元的中档车，但这对金乡这个鲁西南县城来说，档次已经不低。
在金乡，有着通过收蒜获利过亿元的“传说”。上述邵姓经销商告诉记者，有一位广东姓吴的老板，在去年收购了8000万元的蒜，收购价最高在1.5元左右，而他在金乡租有冷库进行储存。虽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价格如何，但如果按照4元价格出手，获利也在亿元以上。
我在金乡采访时，曾向许多人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度。他们讲，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望风捕影。但是，在“蒜你狠”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挣了大钱。当然，在“蒜你贱”的时候， 也确实有很多人赔掉了裤子。
当时媒体在报道“蒜你狠”时，一再提醒蒜农蒜商要注意防范风险，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节目中一脸严肃地劝告炒蒜者“悠着点”。然而，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因为做大蒜生意太刺激，太暴利，所以干过这一行的人，很难再去干别的行当。
“不发大蒜财，枉为金乡人”，这是金乡人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全县有6万人的购销队伍和3万多户大蒜运输专业户。因为大蒜之都的缘故，金乡县的宾馆、餐饮等服务业也特别发达。据统计，全县农民80%的收入来自大蒜产业。
因为大蒜生意挣钱，让众多从不经商的人也暗暗心动，一些工薪阶层如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等等，都当起了“业余蒜商”。他们或者单干，或者与人合伙；或者建冷库存蒜，或者做大蒜生意；或者做现货，或者做期货，大都沾了一身蒜味儿。
工薪阶层之外的人，兼职做大蒜生意的也为数不少。我2012年底去金乡时，坐过三次出租车，每次上了车就问，师傅做蒜了没有。结果怎样呢？三个司机都做。他们虽然把开出租车当作主业，但常年盯着大蒜市场，经常去看看行情，向行内人打探打探信息，而后决定自己做不做、怎么做。
第一位司机有三十来岁，做过好几年，没有太多的本钱，小打小闹。2012年与人合伙做，新蒜下来时，一斤4.5元买了一些，刚买到手发现跌价，没敢入库，匆匆忙忙卖掉，一斤2.7元，一下子赔了一万多。
第二位司机是一位年轻人，他与人合伙，2012年挣了9万，一人分得4.5万。他向我讲，他哥专业做蒜，天天在家里守着电脑做期货，今年没弄好，赔了不少。
第三位司机是一位中年人，他说已经做了多年大蒜生意。那天下午我本来想到南店子街转一转的，听他这么说，我决定取消原定计划，听他谈谈。我向他讲，我想写一本关于大蒜市场的书，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停下车，咱们说说话。耽误了你的生意，我会补偿你的。他点头答应，就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街边停下。
那个下午，在透过车窗照射进来的冬日阳光里，他向我讲了好多好多。
他叫张传立，做过煤炭生意，办过加油站，后来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蒜干厂，他只好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做大蒜生意。2012年5月底，他和四个人合伙，一人出50万，一共集资200万收新蒜。另外三个人，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出的50万，其中一部分是借来的。金乡的新蒜刚下来时，蒜价天天涨，蒜农老是不卖，想卖更高的价钱，他们就去河南中牟收湿蒜，一斤一块多。拉回来晒干，一斤晒成七两。这个时候蒜价还在涨，但他们不动心，以每斤2.6元的价格卖掉。之后又买，又卖，最高卖到4元多。等到蒜价大跌的时候，他们收兵不干了。四个伙计算账，分钱，一人分到手18万多。
我恭喜他赚了大钱，他笑了笑说：“我是赚了，不过我这十八万算什么，前几年人家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赚。”
接下来，他向我讲一件做蒜发财的真人真事。
他说，有个老王，是金乡本地人，前些年就做蒜，经常坐他的车。老王头几年不顺，把钱赔光了，还欠了账。2008年，大蒜一个劲掉钱，最后掉到了一斤九分，老王决定下手抄底，赌上一把。可是他没有本钱，就找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借了5万。还想找大舅哥借5万，顾虑到大舅子媳妇难说话，没有把握，就跟老婆讲：你去找你哥借钱去，借来5万，咱们还做夫妻，借不来的话，咱们就离婚！
老婆见老王说得认真，哭哭啼啼去了哥哥家。她知道嫂子的厉害，不敢直接找她，就找住在哥哥家里的娘哭诉，陈述借不到钱的后果。她娘觉得事态严重，就把儿子叫来说，看你妹妹，可怜巴巴的，你就借给她吧。儿子答应了，却没敢跟老婆大人商量，自己偷偷提钱给了妹妹。
老王有了这10万块钱，开始行动：他用0.11元的价格，以20%的定金，买下了两库蒜。有人笑话他，凭着九分的不买，偏买一毛一的。老王说，一毛一的品相好呀。别人说，什么品相不品相，就这个行情，孬的好的都得烂在库里！
可是过了年，蒜价就开始涨，老王在2.3元的价位上卖掉了他的蒜，又买，又卖，接连做了一把，一共赚了三百多万。
做完生意，他去还钱。拿10万给了朋友，可是朋友不要，说我借给你5万，我就收5万。他又带上10万去了大舅哥那里，一进门就给丈母娘跪下了，说：“大娘（金乡人对岳母的叫法），年前我想做蒜，怕借不来钱，就吓唬梅（老王的老婆），说借不来钱就离婚，叫你老人家生气了。”
老王把钱还给大舅哥，大舅哥也是只要5万。老王说，好，不给你，我给我外甥，给他当学费。就把10万全给了大舅哥。他大舅子媳妇在一边做顺水人情，做生气状，责怪丈夫不该瞒着她：“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不借给咱妹妹钱吗？别说五万，十万我也拿！”反正是皆大欢喜。
老王还上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车，是“马六”。张传立说，老王搬家的时候，他去“温锅”，吃了一顿喜酒。
那天下午，张师傅还向我讲了大蒜行业的好多事情和他的人生理念，让我收获颇丰。
结束谈话时，我看看手机，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让他送回宾馆，下车时给了他50元钱。他不要，我坚持让他收下。
张师傅讲的这种“暴富”故事，我在金乡听到了好多好多。
正因为做蒜太刺激，太暴利，所以商人们一入此行，就不愿再干别的。即使赔掉了裤子，也想在大蒜堆里把裤子捡回来。还有人说，蒜商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离开这个市场：要么老得爬不动了，要么赔得没有钱了。
许多年来，在南店子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始终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少时几十，多时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多是大蒜经纪人。他们一头联系着储存商，一头联系着买家，主要是帮客户做大蒜生意，赚取佣金。行情好时，经纪人论吨收取佣金，根据大蒜的品质，有时10元一吨，有时20元一吨。生意最火时，一人一天能挣上千元。当然，有的经纪人不讲道德，“割耳朵”，两头瞒，对这边报一个价，对那边报一个价，会挣得更多。行情差时，他们只能论批收佣金。有时成交一批货，不管1吨还是100吨，客商只给经纪人十元二十元的吃一顿包子。有时两三个经纪人共同促成一桩生意，连吃包子的钱都不够。虽然赚不到钱，但经纪人们不能不做，因为很多客户都是老关系了，这个关系需要维持。金乡的大蒜经纪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准，因为他们一半是农，一半是商。据说，有门面的职业经纪人上千，加上非职业的，大概有几千之多。
我发现，金乡县城，和全国任何一个县城都不一样的地方，是城里城外有好多的冷库。南店子“大蒜华尔街”，两边就有不少。从县城出发，无论沿着哪一条大路走，都会看到路边的冷库一座挨着一座，走出好远还有，几乎与下边乡镇的冷库群连成一线。
我看过有关资料，至2012年底，金乡县恒温库1300余座，贮藏能力达150万吨。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冷库群就在金乡。
金乡的冷库，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为了贮存蒜薹、蒜头。有了冷库，5月份下来“隔宿烂”的蒜薹就能存到过年再卖；有了冷库，本来只是“夏眠”三、四个月的大蒜，可以在零下三度的恒温里睡上半年甚至一年而不发芽。这样，大蒜就能由一季销售改为常年销售。所以，金乡本地人和一些外地商人，或者独资，或者合资，纷纷建起冷库。因为一个冷库只有一个门，里面经常是黑古隆咚，他们很形象把库叫“洞”，进库叫“进洞”，出库叫“出洞”。冷库老板对人讲他的冷库有多大规模，就说他有几个“洞”；蒜商向人讲，他存了多少大蒜，也说存了多少个“洞”。
这种“洞”，现在每建一个至少投资50万元，能存500—1000吨。用两个人管：一个管出库入库，一个看表，也就是负责控制冷库温度。为客商存蒜，每吨每月收取300元贮藏费，去除电费、人工费等等，纯利大约是三分之二，一个洞每年至少有大约8万元的纯收入。这些冷库老板，除了代人存蒜，赚取贮藏费，还时常直接收蒜，自己存库。
前些年，由于冷库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导致金乡电力供应高度紧张，一度出现停电断电现象。“冷库没有电，大蒜等着烂”，老板们急了，一起去县政府上访。县政府与供电公司紧急采取措施，才保证了电力供应。
我在城西徐楼村采访，听该村女支书周秀荣说，他们村534口人，460亩地，除了将95%的土地用于种蒜，几乎家家都有冷库，最差的，也与人合伙，在冷库中占有股份。有一个叫徐雪原的，光他自己就有9个“洞”，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子。在徐楼村，如果没有二三十万的存款，这一家就是“穷人”了。
周秀英的丈夫叫徐自然，开着一家“大自然贸易公司”，有两个“洞”。但他不止做大蒜生意，还做辣椒，加工后出口韩国。2012年，他又在金乡县刚规划的食品园区内新建“山东斯米达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将近一个亿，却没用贷款，全用自有资金。
金乡县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多村名都有“楼”字，光是县城四周，就有十来个。我想，这代表了当地百姓祖祖辈辈的一个愿望：住上楼房。不过，直到今天，因为种蒜和做大蒜生意，许多村民才真正盖起了楼，美梦成真。
除了冷藏贮存，金乡的大蒜加工业也是一棵摇钱树。鸡黍镇有一位农民叫张来运，1981年，因为夏粮（小麦）收了1.2万斤，秋粮（玉米等杂粮）收了1.4万斤，向国家交售余粮 1.1万斤，现金收入1万多元，得绰号“张四万”。这人成为金乡县的典型，当了省人大代表、省劳模，省政府有关部门曾送给他一头母牛。金乡大蒜大面积种植之后，蒜商们都为大蒜到了秋天会生芽而发愁，张四万在1995年建了一座辐照厂，用钴60射线照射大蒜，不让其生芽。据说，那个辐射源在一个井中，大蒜通过传送带经过那里接受辐射。这么一照，大蒜果然“死了心”，秋风再怎么强劲也吹不醒它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蒜商们纷纷拉上大蒜找他，厂门口的车辆排成了长队，来自河南、江苏两省的也很多。“张四万”干了五六年，资产过了千万。后来，据说一些大蒜进口国从中国大蒜中检测出了异常，不肯进货，这种加工技术便被有关部门制止。
前些年，金乡曾经建起了好多蒜干厂，就是把大蒜洗净、切片、烘干，或内销，或出口，将一季销售的大蒜变成多年销售，好多人因此发财。但是，这样的加工造成了严重污染，搞得那条万福河臭气熏天，连河边的青草都死了。政府觉得这样不行，2008年下手整治，把这类没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厂子全部关掉。
现在，金乡的大蒜加工业已经上了层次，求精求深，研发并生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全县大蒜贮藏加工企业已发展到700多家，年加工能力60多万吨，开发的大蒜素、大蒜油、黑蒜制品、大蒜胶囊、大蒜素注射液等40多种高端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
由于大蒜生意需要大量资金，在金乡，民间信贷也很发达。有专门从事放贷的，也有兼营的。一位蒜商，如果在某一家冷库存上几年大蒜，有了良好信誉，资金短缺时可向冷库老板借钱，用蒜抵押也可，不用也可。这种借贷，利息在二分至五分不等。
在一些人看来，大蒜行业的角角落落都是钱。徐楼村有个人叫徐前进，前些年做萝卜干生意，让客户坑了，那年过年没有钱，只好流着眼泪接受政府发的“救济”。但他不灰心，到处找门道。他发现，冷库搞大蒜加工，削下的“蒜底”（大蒜底部）扔了可惜，就去收集起来，烘干后卖给饲料厂，结果发了大财。后来有不少人都学着他做，他就改行，建起“前进机械厂”，专门生产“蒜底烘干机”出售，一年纯利达到500万元以上。
有一个邳州人，人称大老李。他早先在家乡收破烂，那年钢铁掉价，他赔了大钱，在家呆不下去，跑到金乡收起了“大蒜破烂”：把人家加工大蒜扔的一堆堆蒜皮收集起来，到风口上扬光蒜皮，获得一些遗留的蒜瓣，拿去卖钱。就靠收这样的“破烂”，大老李在金乡立住了脚跟，先是租门面代人收蒜，后来直接做蒜，现在有资产300万元。
外地人来金乡捞银子的，东北人最多。
周秀英讲，前几年有个东北人到金乡，只带了一万五千块钱，做了几年，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了。
另一个东北人过来，发现做大蒜有风险，遂做起另一种生意：冷库、公司开业时，他去送礼花。结果，一年挣几十万。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金乡栽了跟头。有一来自黑龙江的哥们，前些年带了上百万的资金，来金乡要发大蒜财，结果赔得一干二净，只好在这里当起了装卸工，给人扛蒜袋子，至今没能翻身。
在金乡街头漫步，耳边频频有东北口音响起。这些东北人，有短期停留的，有长期居住的，大多是为蒜而来。我在山禄大蒜市场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操东北口音，专搞物流，将金乡大蒜、蒜薹、圆葱发往哈尔滨。她说，在金乡搞物流的，东北人老多了。
我在金乡采访时，老婆跟着去玩。有一天晚上我俩吃完晚饭，用金乡话说是“喝了汤”，到县城中心广场上散步。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锻炼身体，光是跳健身舞的就有好几个群体。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几百人排着四列长队，随着音乐边走边做动作，简单易学。问旁边的人，这叫什么舞，人家说，叫僵尸舞。我来了兴趣，就和老婆跟在队伍后面，也成为两具“僵尸”。跳了半个来小时，我正跳得高兴，周身通泰，舞蹈却结束了。问一个跳舞的女人，金乡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僵尸舞，她说，是去年一个东北人在做蒜，白天忙生意，晚上到广场跳这种舞锻炼身体，有好多人跟着他学。后来那个东北人走了，却把僵尸舞留在了金乡。
金乡作为一个农业县，外来打工者数量之多，在中国的北方十分罕见。这些打工者，是“头巾女”和“大衣哥”。
这两个群体，是来挣散碎银子的。
我在金乡时，不止一个人向我讲过：“大衣哥”朱之文以前在金乡打工。
2012年6月2日上午，第七届金乡大蒜节开幕，草根明星刘大成和朱之文登台献艺，二人都在现场道出了自己与蒜乡的渊源。
刘大成出生于济宁市中区安居镇南刘村，离金乡县城有四十公里。他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同下地种蒜，收获之后一同到金乡卖蒜。现在他家还种着2亩大蒜，今年大蒜价格上涨，现在鲜蒜一斤在3元钱左右，可是他家的蒜却卖早了，1元一斤的时候就出手了。“愁得俺娘两天没睡好觉！”刘大成说到这里，现场观众捧腹大笑。
朱之文这天没穿军大衣，穿着白色西装。他满怀深情地讲：“俺跟金乡不见外。俺老家是菏泽单县，跟金乡是邻居，前几年经常来金乡打工。”他唱了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又说：“俺在金乡呆过很长时间，说起回家，金乡也算俺的家。”于是，又献上一首曾在央视春晚唱过的歌曲《我要回家》，全场掌声雷动。
我在媒体上了解到，2012年12月3日，在山东电视台大型全明星公益选秀活动《王者归来·因为爱》的录制现场，朱之文把他的大衣拍卖了51.8万元后，又以个人的名义捐出10万元。
朱之文不穿大衣了，但是在金乡还有好多的“大衣哥”，他们多是来自外地。
我第二次去金乡采访，发现有两个地方是“工夫市”，各站着一群“大衣哥”：一是南店子街口；一是城西鱼山镇。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寒风凛冽，他们每人都穿一件黄大衣。我下车后，他们立即围过来问：老板，觅人？
这个“觅”字我懂。在我家乡莒南，过去给财主家干活的人就叫“觅汉”。
得知我不觅人，他们的脸上现出失望神色。我问他们收入怎样，他们摇头道：“不管。”这句“不管”，就是“不咋样”的意思。他们说，这个季节活少，工钱也低，一天才挣百十块钱。在新蒜入库的季节，他们一天能挣三、四百。我听说，有一位来自黑龙江富余县的“大衣哥”，人称“小波”，硬是靠扛蒜袋子，在县城买了楼，另外还买了一辆20多万的车。
当然，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他们都是出大力的。我去看过冷库，存蒜的铁架子有十几层高，一直顶到天花板上。在新蒜入库的时候，“大衣哥”们要忍受着高温，脚蹬铁架子分层站立，抛接着80多斤重的蒜袋，把每一层都装满。说他们用汗珠子把地面淋湿，一点不算夸张。
“大衣哥”扛袋子，“头巾女”则有一部分在冷库加工大蒜。蒜商们买进的大蒜，只在地头剪杆、削胡，搞了些粗加工，入库前，要进一步剪掉多余的蒜杆、削去蒜底，去皮，分级。如果是出口的大蒜，还要按照外商要求，装进一个个小网袋，每袋装几头，到了外国直接进入超市。搞这些加工，多是雇用妇女，每人每天大约付一两百元工钱。这些妇女为了遮尘，干活时都围一个头巾。
在“大衣哥”和“头巾女”这两个人群中，有不少是夫妻一起来的。有一个人叫王庆友，五十来岁，原在内蒙鄂尔多斯工作，和老婆双双下岗后来到金乡，至今已经六年。两口子就靠在此打工，供两个孩子上完了大学，女儿2012年考上了博士。老王的父亲中风偏瘫，两口子还用打工所得为其治病。
单县有个孙正美，也是两口子在金乡打工，一年挣七八万。儿子考上了新疆一所大学，放了假也来帮父母干活。孙正美现在已是小头头，带着一二十个单县老乡在一家企业常年干活。
更多的“头巾女”，出现在金乡农村，在一块块蒜地里。
我第一次见“头巾女”，是第一次去金乡的时候。我见一块地里有人拾蒜，就下车走了过去。
这块地里有十来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中年男人。我很纳闷：这里怎么像集体化的时候那样，成群结伙地干活呢？问过那个男的，他笑了笑告诉我，除了他和老婆，另外那些妇女是觅的人。我问那些妇女是从哪里来的，她们笑着问我：你看俺是哪里的？我说，看不出来。雇主的老婆告诉我，她们是从鱼台县来的。那里种稻子多，这个时候正好没有活儿，就到这里打工。因为鱼台女人干活的时候喜欢戴头巾，所以当地人看他们是戴头巾还是戴斗笠，就能看出她们是鱼台的还是其它地方的。
那些鱼台女人，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大多粗皮糙肉，正手脚麻利地捡拾蒜头。捡满塑料盆，就倒进用钢筋架撑起的尼龙网袋里。
我问一个妇女，干这种活儿，一天能挣多少钱。她用下巴指着旁边一位妇女道：“你问俺老板。”那个胖乎乎的“老板”立即向我一笑：“不告诉你，这是商业机密。”一群女人哈哈大笑。
我猜想，这个老板，其实就是个领头的，由她向雇主领活儿，谈工钱。
后来，我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这个群体。有人说，十几年前，金乡人种蒜都是自己干。但是种蒜这个活儿实在太麻烦，要把一个一个蒜瓣儿摁到土里埋起来，而且要让芽尖朝上（就因为种蒜芽尖必须朝上，农机部门研究了多年，也没能成功造出大蒜播种机），费时费工。那年马店某村有个人忙不过来，就让外县亲戚过来帮忙。那个亲戚过来发现，这里种蒜太需要人手了，就问别的人家要不要人帮忙，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家乡叫人过来。于是，一些人家就让他找人帮忙，种完蒜，当然付了工钱。当时那些觅人的主儿，都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想起了旧社会，觉得自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成为“剥削阶级”了。
但蒜农们脸上的羞容，很快被商品生产的钢铁逻辑抹去。他们迅速转变了认识，觉得觅人这件事情，对自己，对打工者，都是有利的，谈不上谁剥削谁。那些外乡人，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给他们提供挣钱机会，有什么不好？
于是，金乡蒜农觅人干活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每年到了种蒜的时候，到了提蒜薹的时候，到了挖蒜的时候，周边几县，像鱼台、嘉祥、巨野、成武、单县，甚至河南、安徽一些地方，都有农民到金乡打工。还有的人，来自更远的地方。
这些打工者，有男有女，成群结伙，每一伙都有“老板”，负责和雇主讨价还价，结算工钱，协调各方关系。每年到了大忙时节，金乡县城和各个乡镇都有“工夫市”，也就是劳务市场。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打工者就在“工夫市”站成一大片，等待雇主前去觅人。双方谈妥之后，“老板”就带上一帮打工者坐上雇主的车，去了某村某块蒜地。
他们干活，有时按天付钱，有时包工。后来，是包工的居多。种一亩蒜多少钱，收一亩多少钱，包给你干，不管你是多少人。无论收、种，雇主都有具体的要求。譬如说，有的规定，挖蒜要做到“三清”：将蒜刨下来，削掉胡子，剪掉蒜杆装袋。
我问过多位蒜农，觅人需要花多少钱。他们讲，现在比过去贵多了。按日工算，过去一天几十块钱就够了，现在至少一百。包工呢，过去一亩蒜的收和种只用几百块钱，现在都在一千以上，有时还要花到一千五六。
只是拔蒜薹（也叫提蒜薹。提，读音为dī）有另外的算法：要看当时的价格。蒜薹贵的时候，请人拔蒜薹要付工钱；蒜薹贱的时候，以蒜薹低顶工钱，谁拔了谁要；要是蒜薹价格进一步低贱，不光是赔上蒜薹，还要赔上工钱。因为蒜薹到了季节不能不拔，不拔会影响蒜头生长。
在蒜区打工是很辛苦的。种蒜，剜蒜，经常要爬着跪着，累得腰酸背痛。蒜区的雇主也很仁义，无论谁家觅人，都是管吃管喝。要炒菜，菜里要有肉。要给他们酒喝，给他们烟抽。当然，这些烟酒都是低档的，一瓶酒或一包烟也就是几块钱。
打工者，有的住在廉价旅馆，有的住在蒜农家里。曾经有一个例外：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各村都按照上级要求，不准外来人进村，这些打工者只好住在村外野地里，由雇主送饭给他们吃。
背井离乡，出力流汗，这些“大衣哥”和“头巾女”都不容易。然而，他们为何要到金乡？还是因为到这里可以挣钱。一个忙季下来，十多天的时间，他们可以挣两三千元。
我在金乡人嘴里也听到过怨言。他们说，因为大蒜，金乡的人工费比外地贵好多。同样是种一亩蒜，在山东聊城的莘县只花300元，在这里是1000多。就是找个建筑工，也要比外地贵。
不只是金乡，在各个蒜区，雇人干活都是常见的。请看中国江苏网2013年5月21日的报道：
在邳州市宏通客运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月18日起，客流量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睢宁、新沂、东海、沭阳等地的挖蒜工，当地也称“起蒜”。
据了解，有着“中国大蒜第一镇”之称的邳州市宿羊山镇，平时每天的客流量在500人次左右，但近两天，仅站内售票就达到1200多张，比平时增加了一倍还要多。跑台儿庄南线（途经宿羊山）的徐师傅告诉记者，平时每天一般跑两到四趟，而这两天每天最少都得跑六趟，为了保证及时输送挖蒜工，客车的班次也由原来的 20分钟一班改成了五六分钟一班。
在邳州宿羊山镇，蒜农魏先生告诉记者，今年“起蒜”的价格比去年略有上涨，“起蒜”有两种计费方式，一种是包亩，即这一亩地的大蒜全部挖完的价格，2012年每亩价格400元左右，今年涨到了450元；还有一种是不包亩，干一天给一天的工资，2012年 一天100元左右，今年一天至少要130元。
这种挖蒜工，出门时可能会冒着生命危险。《齐鲁晚报》2013年5月24日报道：成武、巨野两县挖蒜农民，因为乘坐三轮车去外县外镇，三天之内出现两起翻车事故，死亡9人。
在“蒜你狠”的时候，大蒜产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出现：盗贼。大蒜收获之后，有一个晾干待售的阶段，在金乡县，几乎家家都有蒜垛，一般都在院外街边。有的小偷开着三轮车，到蒜垛边停下，趁主人不备，扯过蒜袋就往自己车上装，装上一些逃之夭夭。有的蒜农夜间睡在蒜垛边看护，小偷却做好分工：几个人将醒来的主人摁住，另外几人装车，等到小偷离开，主人望尘莫及，徒呼奈何。金乡县警方曾展开对他们的严厉打击，将打击成果公开展览，其中有一辆三轮车，上面装满了蒜，那是小偷连车带蒜一起偷走的。
还有的蒜农，种上了蒜却迟迟不见出苗，扒开看看，土里并没有蒜瓣儿。原来，因为蒜种太贵，有人就在夜间悄悄去扒来别人种下的，白天堂而皇之地种到自家地里。当然，这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极其罕见，现在基本绝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