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化民

 在《张钦礼案调查》系列文章之一，之二中，已对谢清渠、李林鹤、李仁德自杀案作了调查澄清。本文叙述对其余指控进行调查的情况。

要弄清周化民等人被毒打迫害的来龙去脉，必须对兰考文革时期发生的其他重要毒打迫害事件进行考察。

    1967年二月，以周化民为首的部分干部群众在开封军分区的支持下，镇压了以张钦礼为首的卫焦派。他们积极抓人捆人打人，共抓了干部群众共1206人。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对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张钦礼说：“把我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把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只看到都是人的脸。“

审讯时，”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满口出血。

“给我带刑具，给我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

“在狱中审了我53次，上刑27次。有的年轻人反抗得厉害，上刑更重，手铐、脚镣吊起来一夜不放下来。最厉害的是把人装在麻袋里，封上口，骨头都挤碎了，九个人装了麻袋，8个人昏死过去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批斗张钦礼的实况照片。

1967年7月30日周总理接见了张钦礼。下面是接见时的一段对话。

周总理(生气地)：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
　　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
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
　　(张钦礼同志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无限关怀地抚摸了它。)
　　周总理(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用手指张)检查治疗。　　(总理联络员谢XX上前问张的住处，并记下来了。)

樊哲民说：“张钦礼被捕期间，经常被游街批斗。每次批斗都是军队去人押着，周化民一伙亲自动手把张钦礼五花大绑押到汽车上，在全县游斗。批斗的内容都是让张钦礼交代他怎样捏造焦裕禄的事迹，怎样捞取亲密战友，每次大会批斗都是这个内容。每次批斗以后，都要游街示众，张钦礼前边挂着反革命分子牌子，脖子前交叉两把刺刀，就这样游街。”

当时在法院工作的肖百孝说：“张钦礼是以反革命分子被逮捕的，但罪名一直落实不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审讯班子，也没通过法院。他们自己抽的人，由县委或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到第一监狱找一个反革命分子牟中明，威逼他承认张钦礼参加过他的反革命组织，牟中明被迫承认。但他们刚走，牟中明就向监狱方面说明他是被逼说的假话。监狱立即给兰考法院发函说明牟中明证词无效。法院很奇怪，因为他们没有派人。于是派了三个人去第一监狱了解情况，我就是其中之一。见了牟中明后他说了真实情况。这样大家才明白所谓张钦礼参加反革命组织的证据原来是靠逼供得来的，是诬陷。”可见周化民等人对张钦礼是恨之入骨的，不惜栽赃诬陷也要把张钦礼置于死地的。

不仅对张钦礼是这样，对支持张钦礼的人也不放过。下图是张钦礼被批判时的现场照片：

照片当中的就是张钦礼，两边的人都是陪绑陪斗的。右边的叫张风鸣，是一个复原军人，就因为他支持张钦礼就被抓起来了。他是一直关到最后才被释放的。

左边的是杨捍东，他当时并不是兰考的，而是开封师院的学生。就因为上报国务院的焦裕禄事迹调查报告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张钦礼，批评了周化民，结果被当做“国民党中校”抓了起来。

杨捍东是这样诉说自己的遭遇的：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地山、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地山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

4月2日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

下面是对被抓的干部群众实行游街示众的一些实况照片：

潘子春：兰考县委常委，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考城县武装作战科科长，只身夺过日本鬼子六五机关枪，横扫鬼子一大片，是位曾经让小鬼子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焦裕禄欣赏他嫉恶如仇的品质，说“老潘能坚持原则”，就让他出任监委书记。

程爱云： 兰考县县委委员，兰考县妇联主任，十七级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心里装着咱这一半人口》积极宣传焦裕禄事迹。

樊哲民：兰考县县委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杨素兰：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韩村带头人杨青山的女儿。她代表韩村与焦裕禄树立的其他三面红旗大队发起成立了“卫焦”群众组织，支持张钦礼，坚决维护焦裕禄旗帜。因此被抓，游街示众。

图为对张钦礼等干部群众进行公开批判，让张钦礼等人坐“喷气式”时的场景。

可见，首先迫害老干部，迫害群众的正是周化民等人。

1967年8月，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张钦礼与卫焦派翻身掌权了，对立面卫东林焦派土崩瓦解。面对卫焦派部分人员的报复情绪，张钦礼为了创建兰考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化解双方矛盾，作了大量工作。

杨捍东说：“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原县粮食局政治处干事白玉赞还记得：粮食局政治处秘书王区山当时就吓跑了，他的工资都是每月给送到他家里去的。

肖百孝说：“张钦礼和卫焦派平反后，省军区要退回兰考卫东林焦派捏造的有关张钦礼和卫焦派干部群众的黑材料。当时有我和几位同志去军区接受这批材料。张钦礼当面向我们交代：鉴于这批材料中可能牵涉到很多对立派的具体人员，为了防止泄露出去加剧对立情绪，决定对这些材料立即就地销毁。”

由于张钦礼能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兰考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兰考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总是有高有低参差不齐的，报复打人的事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周化民就被批斗、殴打过。

曾任革委会常委的杨捍东说：“1968年春天，在周化民被群众批斗中，确有1967年被周化民关押过的工人、农民对他施以拳脚报复的情节，使他受过皮肉之苦。此种现象，完全是背着当时才成立的县革委干的，，张钦礼曾为此召开多次干部会议，狠狠训斥违法乱纪之人。”

周化民在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在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被批斗有千次以上，被打500次以上……遍体鳞伤，头上打破后，不准医生治疗，以致化脓。现在头部伤疤斑斑，腰椎弯曲每逢阴天下雨周身关节疼痛。”这段话就有多处不实之词。

 “在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被批斗有千次以上，被打500次以上”这句话就不符合事实。

周化民是1970年9月调离兰考的，按四年零一个月推算应该是从1966年8月开始就被批斗的。但是直到1967年8月，周化民都是兰考的县委一把手，位高权重，不可能被批斗的。

杨捍东回忆：“1968年7月以后，按照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由空降部队主持，将没有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干部，集中学习四个月后，于1969年1月初，一部分进五七干校学习，一部分下到社队驻队蹲点。这些干部没有文革初期观点、派别之分，许多被认为文革中追随张钦礼的干部，也都在五七干校学习过。周化民当时被分到五七干校。”

显然，从1968年7月到1970年9月，这段时间里周化民也不可能被批斗被打。

这就是说，周化民有可能被批斗的时间最多是1967年8月到1968年6月。在这段时间共有三百三十多天的时间内，要达到批斗千次以上，必须每天都要批斗三次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头上打破后，不准医生治疗”。当年任公社书记的张守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这个说法：“有一次周化民被拉到我们公社批斗。周化民对我说：守德，我的腰很疼，能不能弄个膏药贴一贴?我马上让人买了膏药当场就给周化民贴上了。”

曾任革委会办事组长，革委会常委的樊哲民说：’”建立革委会以后，张钦礼当家了。周化民算是走资派，就叫他在家里反省。有外地的学生来兰考串连，要批斗走资派。主要是批周化民为什么反对宣传焦裕禄，污蔑张钦礼提供假材料等，有群众给他坐过“喷气式”。弯腰、拿胳膊，这是有的。对于他说的什么毒打的事，他找不出证据。”

革委会常委，县搬运站的金克仁说：“有一天，我从开封开会回到搬运站，发现周化民、庞保继等人在搬运站劳动。周化民蹲在地上，中午饭也没有吃。我立即让伙房给周化民盛饭，并让伙房把饭钱算到我的账上。我反复向群众交代，张书记多次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不能打人。吃过中午饭，我就把周化民等送了回去。”

    从上述调查的事实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周化民挨过批斗是事实，挨过打也是事实。但挨打只是在特定时期的少数现象。大多数情况还是按政策办事的。

2 张钦礼与卫焦派也受过周化民等人的迫害打击，而且更厉害。

3 由于周化民等人迫害张钦礼和卫焦派在先，周化民等人被打，也是事出有因的。

4 以张钦礼为首的兰考革委会的领导干部都是坚决制止打人等过激行为的。

张维新、刘呈明都是周化民的副手，对他们也存在批斗殴打等过激行为。但他们不是关注的重点，因而他们的被批斗的次数比周化民又少多了。

判决书指控周化民被打腰椎变形，张维新、刘呈明被打关节骨折肋骨骨折，这些指控都缺乏证据支持。

象这些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的事实，应当有当时法医或医院的诊断证明的。但是笔者采访过的兰考县革委的很多当事人都不知道周化民他们被打腰椎变形和骨折的事，也不记得他们曾经因受伤住过院。

即使1980年审判张钦礼时对周化民等人诊断出有腰椎变形和骨折，也不能证明这些损伤是十几年前被打造成的。

至于判决书指控刘呈明被打瞎了一只眼，更是荒唐透顶。笔者就此事曾向肖百孝、樊哲民、刘俊生求证此事，他们一听都笑了。原来刘呈明的那一只眼，原本就是坏的。

判决书还指控：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这种指控明显是不符事实的。兰考县有三四十万人口，就是现在，打架斗殴也是不可避免的。文革动乱时期，打人事件肯定更多。把这些打人事件都安到张钦礼头上，明显就是欲加之罪。

1971年到1972年在兰考主政的庞传文就用这种手段迫害过张钦礼。他在事后的检查中不得不说了实话：“为了达到打倒张钦礼同志的目的，真是不择手段。例如，为了给张钦礼同志扣上“资产阶级专政”的罪名，竟然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人都统计起来，硬说是张钦礼同志指使人打死逼死一百多人，上报省委，下达社队。”

判决书的指控，与此同出一辙。

   根据包括本文在内的四篇调查文章的调查结果，足以证明，判决书指控的“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罪，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首先是“指名诬陷”和“煽动打人”的指控不能成立。调查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判决书始终不能指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打人凶手，哪怕是一个，也举不出来。这是因为，这些打人者必然会证明，他们都是因受到周化民等人的迫害才自发报复打人的。这就达不到证明张钦礼煽动打人的目的了。

第三，判决书列举的三个自杀案，原因各异，但都与张钦礼无关。调查文章里有多位证人证言证明。

第四，周化民等被打的严重损伤指控，有的没有证据，有的就是栽赃。都不能成立。

判决书还指控张钦礼犯有“挟嫌报复罪”：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其实，刑法里并没有“挟嫌报复罪”，判决书这样判是于法无据的。不过，由于判决书在这里指名道姓地指出了这几个人“惨遭毒打”和“受非法拘禁。”的“事实”，所以，把这些人“惨遭毒打”和“受非法拘禁。”的“事实”，弄清楚还是有必要的。

    秦一飞，原地委宣传部长。文革爆发时正率领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是工作团的团长。因对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不同意见，曾与张钦礼有过激烈的争论，张钦礼曾写过秦一飞的大字报《秦一飞反对焦裕禄的十大问题》。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也写大字报，指责张钦礼为政治扒手，同时也要求把秦一飞揪出来。这说明，秦一飞在文革初期就是各派认定的走资派，并不是张钦礼对他妄加的罪名。

    秦一飞作为开封地委的领导干部，一直在开封，并不在兰考。至于秦一飞在兰考挨打一事，发生在1968年4月4日的“点名亮相”游行中。而这件事是张钦礼不在的情况下由县革委会研究决定的，与张钦礼无关。详情可见《东拼西凑的“煽动打砸抢”罪证-张钦礼案调查之三》。

庞保继，原兰考县委委员，县检察长。二月镇反时是抓捕张钦礼和“卫焦派”干部群众的领导者积极执行者。

杨恒德，“卫东林焦”派负责人，在抓捕“卫焦派”成员时积极参与指认、捆人、打人等活动。

徐留根，县检察院预审科科长，在抓捕、审讯“卫焦派”成员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三人，都积极参与了镇压迫害“卫焦派”干部群众的活动，他们在“卫焦派”干部群众中民愤很大。

张钦礼掌权后，鉴于“卫焦派”干部群众对庞保继等人报复情绪很大，张钦礼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对这些人实施了保护。

由于庞保继、徐留根都是政法干部，就把他们留在公安机关，由军队保护起来。（当时公安机关实施军管，外人不能轻易到公安机关里来。）

把杨恒德安置在拘留所的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以免受到外来群众的报复。这实际上是一个临时保护性措施，并没有把他作为犯人来对待。这就是所谓“受非法拘禁。”的事实真相。

当然，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打人的事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有一次，部分群众闯入军管组，将正在参加学习班的庞保继打了一顿。张钦礼知道后，立即把学习班的负责人郭世清等人狠批一顿，并调离原岗位。

又有一次，保卫组的肖百孝带徐留根去参加会议，在路上遇到几个群众拦住徐留根要打，肖百孝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徐留根才脱身。

上述事实说明，秦一飞、庞保继、杨恒德、徐留根等人被打被监禁都是事出有因的，既不是张钦礼妄加罪名，也不是张钦礼挟嫌报复，与张钦礼根本没有关系。相反，张钦礼是坚决反对报复打人的，为制止报复打人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

对张钦礼“挟嫌报复罪” 的指控也是不能成立的。